4年跳槽40次的青年

　　“你跳了几次槽？”面对记者的提问，阿华(化名)颇为得意地举起了4根手指。记者问：“4次？”“再在后面加个‘0’。”看着记者因为吃惊而瞪大的眼睛，阿华笑得更欢了。

　　这个来自湖南常德的22岁青年，在同伴中创下了跳槽次数最多的纪录。与他一同来广东的伙伴则跳过10次槽。两人都在顺德的家具行业做了4年，已经算得上是“技术工”了，每月工资能有3000多元。

　　跳槽40次，阿华的月工资已经从最初的1000元出头开始，翻了两番。对于跳槽的理由，他总是用“心情不好”来概括。记者让他说得更具体些，他就会不好意思地一歪头：“七七八八的原因吧。”

　　具体说来，阿华跳槽的原因中，有不愿意加班，还有挨主管批评。有好几次，阿华只在工厂里做了七八天，就选择了离开。4年跳了40次，平均下来，1年跳10次，36天跳一次。

　　去哪家工厂上班，阿华最看重的标准是薪水。出来打工4年，他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用于上网，一部分花在吃饭上，还有一部分用来跟朋友“斗地主”。至于工厂的环境，比如饮食条件的好坏，阿华并不在意，“食堂不好就去外面吃嘛”。

　　没钱的时候，阿华是绝对不会跳槽的。黄京说，他就亲耳听过一个“90后”跟伙伴说手里有2000元钱，要出去玩了，回来再找工作。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都能找到工作，工厂还包食宿。阿华的父母在老家，不需要他寄钱养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阿华很满足。

　　工作对于阿华来说，似乎更多的在于享受世界的精彩。还没过完年，阿华就约了伙伴早早地离开了家，回到了春节前工作的那家工厂。“家里待久了实在没意思。”

　　3月4日，趁着休息，阿华和伙伴就跑来劳务市场，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有没有更高的工资”。至于未来，他还没计划。

　　像阿华这类热爱跳槽的“85后”，是最让工厂主们头疼的一类人。实际上，珠三角春节过后的“用工荒”，相当程度上并不十分急迫，很多工厂只是在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做人才储备。

　　“一般的工厂，人员流动性在20%左右，招进来100个人，过几个月要走20个人。而情况不妙的工厂，流动性最高能到50%~60%。换句话说，一个500人能维持正常运转的工厂，就得招1000人，多招的人是储备。”

　　然而时代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是以年为单位的；现在的年轻人，则是以月为单位的。”

　　工厂调整管理方法适应“85后”

　　事实上，在实际采访中，鲜有人夸奖“85后”新生代农民工。而来自专家的宏观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李昌平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文化程度提高。正忙于开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则表示，与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的农民工大军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眼界开阔、知识丰富，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很强；同时，他们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熟悉和掌握法律武器，敢于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寻求工作时，他们不仅仅考虑工资的多少，而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85后”与众不同的务工表现以及留给雇主和劳务中介的不良印象，其实并不影响他们的就业。因为他们就是张颖珐所称的“新血”——劳务市场需要的新生代劳动力。

　　东莞厚街的鹏利鞋厂副总经理伍常春不得不选择改革工厂原有的管理体制。他去年刚刚辞退了一些“吊儿郎当”的“90后”，但对那些不肯剪掉长发的年轻工人，他正在有所退让。“‘90后’更个性化。以前一说剪短头发，执行起来很快。现在，还得做思想工作。”越来越多的工厂主不再强制工人统一着装，允许他们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自由着装。

　　“现在公司干部层的年龄偏大，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路，我们自己有问题。”

　　在目前这个以务工者为主导的劳务市场上，“85后”的选择余地无疑更大了。他们的自由，要拜父辈任劳任怨、辛苦劳作所获得的资金积累所赐，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不用为了工作拼命而能享受生活。在“85后”强势的表态下，企业主们正“并不十分情愿”地改善以前留给世人的“刻薄”形象。

　　想改变“招工难”的情况，黄京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要完善企业自身的制度建设，要尊重新一代求职者，在决策中对“85后”予以照顾。“如果每个工厂都能够这样做，就不会‘招工难’了。”

　　胡小燕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加强企业用工环境的建设。

　　“有很多农民工分流去了长三角，主要是‘80后’、‘90后’，因为那里几乎不加班，工资又和珠三角的差不多。而且长三角工厂生活区和生产区是分开的，珠三角这边都是盖在一起的，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新鲜感。”

　　超过五成新生代农民工

　　倾向在城市生活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更渴望学习，对于社会不公平，他们的“眼睛里也更容不了沙子”。

　　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理想的月收入远高于1000元的标准，由于实际工资偏低，他们工资增长的愿望极其强烈。

　　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在意愿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超过五成。女性的倾向则更为强烈，她们更不愿回到家乡生活。有71.4%的女性青年农民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分居”。

　　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娱活动方式非常传统，多为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打麻将、与老乡或工友聊天以打发时间等。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业务学习、上网、听音乐新潮的娱乐方式。以上网为例，16～20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9.1%,21～25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0.5%，而25岁以上年龄段的选中率仅为10.7%。

　　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平平淡淡、稳定中逐步改善的生活理念，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希望换种活法”，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生活方式，追求现时消费与即期效应最大化，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

　　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不满于生活现状。他们是怀着远大的理想或美好的梦想来到所在的城市打工的，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普遍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文/图 本报记者李颖、杜安娜（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