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先例——

　　公众如何能参与到科学决策中来？

　　不懂学术的普通民众，如何参与科学决策？下上举例说，为了引入公众参与到转基因作物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日本和韩国分别召开了“共识会议”和“公民会议”。

　　日本的“共识会议”共召开了四次会议，首先进行两次准备会议，向公众代表说明转基因农作物的利益和风险的基本知识，总结整理出“关键性问题”，然后在第三次会议上由专家针对“关键性问题”做出回答，让公众和专家进行讨论，最后第四次会议上，完全由公众整理出“公众意见提案”。

　　韩国的“公民会议”由韩国教科文组织，以“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为题，召集十四位不同背景的公众人士组成公民小组，与专家对话。公民小组设置了七个转基因相关议题，总共召开过两次的预备会议，以及长达三天的正式会议，最终成果以报告形式体现。

　　下上认为，“共识会议”和“公民会议”既是解决转基因的社会争论的民主方法，也为科学传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借鉴日韩等国的基础上，可以期待中国的转基因食品问题和其他科技问题得到公众更多的参与。

　　延伸阅读

　　中国公众对转基因议题关注为何不及欧美高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决定了转基因生物这项高新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前途：一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其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占据强势意识形态和话语地位的背景下，对科技专家的尊重、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科技专家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成为必然。而在中国，如果一种产品得到官方的正面态度特别是科技专家的支持，公众就会对此产品完全放心地予以接受甚至趋之若鹜。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议程中，负责转基因生物研发的科学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科学共同体中反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郭于华还指出，高风险社会的现实使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缺少关注。因为眼前的、直接危害生命的危险，诸如各类食物中毒、各类假冒伪劣产品和药品等，远比可能存在的、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更让人关注。

　　另外，中国农民在遭遇转基因的新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尚未与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也不对相关决策构成影响。

　　除此以外，转基因食品在国际市场受到关注和抵制，与NGO的强势作用密不可分。而在中国缺少这种声音。少量环保方面的NGO工作重点放在保护紧迫的生存环境，转基因食品及其生物安全问题尚未进入其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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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称应招募志愿者进行转基因食品试验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疑虑重重，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表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以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到底哪些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风险？袁隆平介绍说，比如一些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虫抗病基因“虫吃了要死，人吃了会怎样？很难说”。目前，一些很难说清是否存在危害的转基因食品只在小白鼠身上做过动物试验，并没有在人身上做临床试验。对于这种状况，袁隆平摇头提醒应持慎重态度。

　　袁隆平建议，对抗虫、抗病、抗杂草等转基因食品，应先招募志愿者开展临床试验。“我自己就是志愿者。我愿意吃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我吃了没问题，但这还不行。我这样的老人现在没有问题，但下一代就没问题吗？”袁隆平进一步表示，应该招募年轻的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他们吃了没事，他们今后生的孩子也没问题，那就说明(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