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周鸿陵把“新民”再次易名为“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并出任院长。2006年12月正式启动了公民远程教育项目，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教育内容，在上海、广州、河北、山东巨野等地设立公民远程教育学习小组，编辑公民教育的学习期刊《学习通讯》。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专家曾经表示，周鸿陵的公民教育无非是一场“乌托邦梦想”。但周鸿陵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转型时期，有人说我是在搞乌托邦实验，我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没有敌人

　　周鸿陵回忆说，在进行“天村”实验时，不少基层领导害怕民主培训会加剧那里已经很紧张的干群矛盾。因此，有时会设置障碍，甚至还派人24小时盯着项目培训人员。

　　“农民根本没有这种自治意识，以前基本是乡里指派村里宗族势力大的的人做村长。农民都自己忙自己的活，一开始很排斥我们。”周鸿陵意识到公民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周鸿陵描述“天村”实验的目标：首先让村民了解什么是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向村民们讲解选举与投票的知识，怎样投票、如何选举。

　　让周鸿陵欣慰的是，村民们的权利意识慢慢发生微妙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维权还只是按照传统进行的话，就会发生以暴制暴。”

　　周进一步说，“我不赞成杨佳等人的暴力维权，我更认同理性维权。我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政府暴力，也反对个人暴力。”周的理由是，好的秩序不能用暴力来制定，而是要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这就要求提高个人的公民素质。

　　“爱受到伤害，还要爱，我们没有敌人。”周鸿陵在采访过程中不时说出富有哲理的话。

　　从臣民到公民

　　梁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中国旧思想“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这些年来，在民间NGO的推动下，公民教育逐步普及，公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从而促使各级政府从“替民做主”向“让民做主”的决策方式转变。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一名叫熊伟的单身汉，怀揣草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代表们的支持，5年中，他已累计获得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海归博士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持续不断地向几十个中央部门、近百个地方政府发出了上千份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最后成功地推动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公布了部门预算。

　　2007年5月30日，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对外宣布暂缓，这项原本旨在大幅拉动厦门GDP的化工工程，因为市民的“集体散步”而暂停，其缓建的结果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公民理性维权的集体胜利”。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4万个。而据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营研究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为知识界与公众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比如茅于轼等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天则论坛”、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转型论坛”以及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

　　2005年5月21日，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国研究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研究机构——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为其揭牌。

　　在此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公民社会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认为，中国正在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但是目前处于公民社会的入门水平，距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公民社会的理想境界则距离更远。

　　“不管是个人还是他们集合起来的国人，在皇帝的家天下，都是臣民。尤其在清代，国人都是皇室和旗人的奴才。在现代之初，关于‘人民’‘公民’的话语建立起来之后，国人才逐渐摆脱了‘臣民’身份。”袁瑞军说。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景鹏认为，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国家不能很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公民不能很好尽义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和法律对公民的制约。而这些都是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制度性手段便是民主与法治。”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几十万志愿者和许多民间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将此说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也是有道理的。”李景鹏说。

　　“正在兴起的中国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民间组织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