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在实践中完善

　　蔡定剑介绍说，《选举法》的很多制度是在实践中完善的。比如，1979年《选举法》曾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的方式：“如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1986年的修法中删去了这个条文。当时的背景是“考虑到在一些地方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搞预选会增加选举的工作量，所以就删除了预选的规定”。

　　“预选是为多个候选人的出现所设计的一个制度，因为选民十人以上就可以提名，导致实践中规定只有两个正式候选人，但进入候选人名单的有数十人，这就需要一个预选程序来确立正式的候选人。”蔡定剑认为，“预选本身是一个不错的制度，但很多地方省去了这个环节，直接从数十人中选出代表，因此受到诟病。”

　　删去预选之后，选举法规定由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问题随之而来，“选民提名的候选人往往在‘协商’的过程中‘被协商掉’了，暗箱操作现象严重。”

　　经过反复实践，预选制度在1995年的修订中又被恢复。1995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在间接选举中，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法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另外，在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等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1979年《选举法》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做了基本的规定。1982年《选举法》则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1986年选举法对代表罢免和补选的具体程序作了进一步规定：罢免代表和补选代表的“程序和方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此后，1995年、2004年的修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比如2004年《选举法》修改将罢免县级人大代表的选民联名数提高到了50人，“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人人得享尊严的选举梦想

　　尽管进步可喜，但回溯过去三十年的实践，蔡定剑认为，“中国的选举制度发展应有更大的期许。”他的理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主体意识也越发多元化，需要对此作出制度安排，才能更多地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使公民享有应有的尊严。”

　　蔡定剑反复强调未来选举制度发展需要推进扩大直选范围、解决非户籍人口的选举、推动竞争性选举、选举程序更加民主、对贿选进行界定、选举委员会保持中立等六大改革。

　　对于扩大直选范围而言，蔡定剑强调，“作为重建人大制度的基础，1979年选举法三大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直选的推进，从之前乡一级的直选推进到县乡两级直选。现在应该向更高的层级推进。”

　　关于非户籍人口的选举问题，蔡定剑曾专门在东莞虎门镇调研。“当地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是10万，户籍人口只有5万，比例达到了2：1，选举权的问题在当地很严重。”

　　“他们的选举权问题变得紧迫，比如在东莞，当地人要么是老板，要么是主管、会计之类，外地人大多是打工，东莞人就是资方，外地人就是劳方，在这样情况下，政府很难严格监督工厂，执行《劳动法》。如果人大代表中有打工的农民工在里面，他们的权利就会维护得好一些，情况也就有所不同了。”

　　蔡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迫切地需要解决常住非户籍人口的选举权。”他提出建议，只有采用以居住地为选举所在地，才能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话语权和政治参与权问题，才能更好、更直接地反映选民的声音，有效地解决选民跟代表的脱节问题。但遗憾的是，此次选举法修正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竞争性选举，蔡定剑认为，此次把“可以”设立秘密投票站改成“应当”，是个进步，但还需继续改进。“2004年增加了预选，但没有体现竞争性选举。此次修改，应该考虑增加选举竞争性的原则和程序。”

　　再比如选举程序上，蔡定剑提出“要更加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对于王亮采用的自荐选举这种模式，蔡定剑建议立法者认真考虑，“原先的组织推荐，缺少严格的选举程序。现在人大代表可以自我推荐，此次修法应该考虑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