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二：单城突进与区域协进的矛盾

　　世界城市，通常都以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都市圈形式出现，北京也不能例外。可以预料，世界城市目标的凸现，客观上一定会助推北京城市进一步扩张，功能更加强化，加速北京对各种优质发展资源的吸附和聚集，很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周边地区的差距。

　　长期以来，北京的发展呈“孤城突进”之势，北京与周边地区发展存在很大落差，环京周边100公里的区域内，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这些地区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山贫土瘠、沙化严重、盐碱遍地，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像这样在首都周边存在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环京八市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与北京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八市经济总量加总大致与北京相当，即使直辖市天津，与北京相比，发展水平也有一定差距。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大都市区的发展同质化程度很高，大都市圈内的发展水平都很接近，为他们成为世界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即使国内具有成为世界城市可能性的上海，其所在的都市圈同质化程度、区域成熟程度也明显高于北京都市圈。即便如此，北京还要在能源供应、城市用水、人力资源、城市大环境治理等方面吸附周边地区。实际上，作为800年的古都，不管是封建时代的京城也好，还是作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北京城的繁荣从来不局限于京畿圈的供养，而是仰仗于威权治理下的首都经济模式，聚集全国的优质资源，调用各方的要素。如果单凭北京周边地区的资源，是不足以支撑大北京的。但是，这样的超市场、调用资源型、孤岛式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理念下，要不要持续？能否长期持续？以及如何持续？值得深思和考虑。环视世界，大城市的都市圈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世界城市的建成无不仰赖于整个都市圈的发展，没有都市圈支撑的世界城市是难以想象的。

　　一千多年前的罗马的陨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城市前进方向不正确，如同流沙上建城。那种寄生型经济和豪取式制度安排，那种对远地人们实行单向的吸附以至于丧失平衡和和谐，终使其自身演化成一架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并最终以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给域中的富人和穷人都造成一种一样空虚和无为的依赖生活，那只能是一个异常的存在，寄生式的辉煌，是不可持续的模式。

　　基于此，北京在确定世界城市的目标后，应当致力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共同发展，着力推进京津冀经济圈规划发展纲要实施，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把京津冀都市圈建设成为世界级都市圈。今后，能否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圈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充分发挥圈内各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切实推进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将是北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课题。

　　挑战三：模仿与创新的矛盾

　　迄今为止的世界城市，都产生于21世纪之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全球化的推进，而成为引领城市发展，乃至引领世界发展的众城之城。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城市化的追赶者。近三十年来的追赶，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快步前进，中国各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着波澜壮阔的造城、改城、扩城运动，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北京犹为典型，主导这场城市化速成运动的关键词有两个：复制和模仿。大量似曾相识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许多互相抄袭的街区和景观隔城并立。先是复制国外城市，然后国内城市互相抄袭。当然，没有学习和仿造的追赶难以做到；但是，简单、机械的复摹也很可能把问题和病毒一起拷贝下来。当前北京人口蜂聚、空气浊化、交通拥堵、贫富分化、城市不断膨胀，所有这些城市病，都是以往许多国际城市所曾经历过的，我们只是在重复。正如拉维丹所指出的，19世纪城市的历史是一部疾病的历史，20世纪的城市历史，可以称作一部奇怪的医疗故事，这种治疗方法一方面寻求减轻病痛，另一方面却孜孜不倦地维持着导致疾病的一切令人痛苦的环境，而其实际产生的副作用象疾病本声一样坏。

　　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在理念上、思维上、方法上、技术上有所突破，实现创新；如何避免19、20世纪城市建设的通病，走出过分贪大求多的误区，修正规模就是一切的工业化时代模式。如何以新的理念理解城市的功能，诠释城市的价值，切实走出一条绿色、低碳、低耗、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如何辨证地看待技术手段的两面性，不过分使用技术，尽可能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如何洞悉先行世界城市曾经经历的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背后的历史逻辑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