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有几个村庄，近日被媒体报道称为“记者村”，不是这里走出去的记者格外多，而是“记者”被当地人视作生财有路的特殊身份，索性做起假记者，专事敲诈山西境内的小煤矿主。

　　报道称，这些假记者因为熟悉小煤矿和煤炭运输的一切奥秘，敲诈几乎每击必中。一些小煤矿主看到其中门道，也摇身一变拥有了记者身份，用当地一位镇干部的话讲“煤矿是记者开的，谁敢惹”。

　　假记者在当地已是公开秘密，为何还能屡屡得手，没人敢惹，这是“记者村”现象中耐人寻味的问题。生意人的一般心理，是不轻易得罪人，特别是拥有一定权力和资源的人，既然要价并非离谱，也就没必要非要核查真假，万一得罪了真记者，恐会因小失大。

　　有网友在新闻跟帖中反问，如果煤矿没有问题，何必怕假记者。套用同样的句式，如果没有真记者的示范效应，假记者又何以发明这条生财之道。报道中提到，在黑矿聚集地区，有时也会有真记者来，目的和假记者并无不同。在山西之前曝光的几起“封口费”事件中，真记者的身影并不少见，其中亦不乏中央级媒体记者。

　　这就揭示了一种几乎已成共识的社会认知，记者无论真假、大小，都有被收买的可能性。记者能被收买，是因为记者手握发布新闻的权力，被收买后，记者可以发布所谓的“正面报道”，也可以隐藏所谓的“负面报道”。我们通常将记者被收买视为职业道德问题，认为他们不够自律，败坏了这个职业的风气和形象。

　　但“不好的消息”发布阻力多多，多数情况并非记者或媒体被收买，而是被限制。中国的记者虽非国家工作人员，却仍在权力系统之内。权力对于公共信息的管理，就手的方式往往是要求噤声，对于不能直接管理的，则寄望更高权力或者去通融，但有时也不能奏效。这就是为什么一地的重大负面消息，往往由外地媒体报道。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不论是被限制还是被收买，将真相隐藏起来，应该说都是记者职业上的耻辱。但奇特之处正在于，主动隐藏消息的记者会被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被动隐藏消息的记者则被视为遵守纪律。而如果大做表面文章，则真实与否不论，还可能收获迷人光环。

　　如果所有“不好的消息”都不许报道，心虚的人自然不会花钱去封记者的口，真假记者也不会有讨封口费的生财之道；如果所有的“不好的消息”都可以报道，记者的道德感和职业尊严感将会强很多，道理很简单，在清洁的环境下，不清洁的人就会减少。同样是隐藏，同样是说假话，却得到不一样的道德和职业评价，这在道理上讲不通，而不清洁者自然也会降低道德上的耻辱感。

　　问题恰在于，公共信息能不能报道，标准欠缺。收收放放，放放收收，同样类型的消息，有时候可以传播，有时候又不许传播。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以报道索要钱物的记者获得了机会，那些收买记者的行为也获得了机会，甚至决定收放的人们也获得了寻租的机会。

　　假记者村的出现，让我们思索真记者个人和职业的道德操守，也让我们思索公共信息管理上的不合理之处。加强记者的职业操守，不能寄望于记者个人的修养，应从整体的从业环境出发。□ 本报评论员 刘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