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配困局

　　在距禄劝县城37公里的团街乡运昌村，村民黄文俊站在自家养殖场前一脸愁容。为了解决1500头猪的用水，他与父亲多次与乡政府协调，而每次对方都是“爱搭不理”。迫不得已，黄文俊将养殖场抵押给银行，贷款13万，在距养殖场10多公里的山脚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让绝大部分农民负担不起，他们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黄文俊担心过不了多久，井水也将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贱卖猪场还贷的打算。在距离运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区的水源地云龙水库。

　　自2004年建坝蓄水以来，黄文俊发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贯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原本河里有大鱼，现在连小虾都不见；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来就只能靠天吃饭。“其实干旱之前，我们就过这种日子了，东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黄文俊无奈地说。

　　云龙水库是昆明主城区供水水源的专用水库，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鸠河的中上游，并兼顾下游农灌用水、防洪，库容4.48亿立方米。从2008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区日均用水量为85万立方米，水库2.5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撑主城区顺利度过旱期。

　　而让黄文俊难以接受的是，村民们守着一个“大水盆子”却没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为什么不能救济一下我们，只要坝闸开一个10公分的小口，下游几万人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黄文俊一边比划着一边激动地说。位于云龙水库下游的团街乡原本是靠云龙水库放水灌溉的农田，但干旱让灌溉变得尤其艰难。“丰水期会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为保证城市供水，肯定是不会放水的。”昆明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黄文俊一样，村民们对大坝颇有看法。运昌村百姓世代喝着掌鸠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坝，却让村民与水隔绝。“近水解远渴”的内心纠结在大旱面前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供昆明没得说，但至少要分给我们一口，收了水费，也要补偿我们一些吧。”谈起水库，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动。

　　长期从事生态补偿研究的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对于库区周围农民利益关注已久。他认为，修水库是牺牲上游农民利益，保证下游生产生活，因此旱灾来临只能让农民，特别是水源地农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对因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发展的农民进行经济和机会成本上的补偿。”

　　事实上，早在2002年，库区11756名村民因水库移民外迁就作出过牺牲。尽管对大坝颇有微词，但与库区外迁至他乡的农民相比，运昌村的村民是幸运的，不需辗转搬迁，离乡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难题。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为可以等到送水车，然而至今未见踪影，“也许政府认为我们村不是最困难的吧。”黄文俊无奈地摇了摇头。

　　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原本水库是否放水由水电部门决定，但大旱当前，从1月底开始，为合理地调用当地水资源，水库放水必须由水库所在县的县长签字。

　　对于缺水的村庄，由政府组织送水。一般情况下，由县政府安排，各乡镇政府具体实施。石林县抗旱应急指挥部副主任赵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送水仍以乡镇为主，县水利局将送水车发放至乡镇，各个乡镇再根据辖区内干旱情况自行组织安排，送水量及次数均有乡镇视情况而定。

　　“但县里并没有统一的水分配调度计划，全由乡镇一级说了算，这就增加了送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石林县的一位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受地势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县一级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颇为捉襟见肘。禄劝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师文进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众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乡镇受旱，造成71.04万人、43.2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有79座小型水库、596座坝塘干涸，86条河流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