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用汉语喊“大娘”的日本人

　　1992年，东京。60多岁的山西省盂县大娘万爱花，在踏上“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开听证会的讲台四五分钟后，双手还举着，忽然倒了下去。

　　“我当时就在台下，众多国际代表都非常吃惊，赶紧跑过去看。曾被日军施暴的中国女性所受伤害有多深，迄今都铭刻在我心中。”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说。

　　很多摄像机都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第二天，不少日本报纸刊登了这一画面。这是中国女性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首次站出来，说出了“一生最痛苦的回忆”，作证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罪行。

　　这一次，万爱花大娘还去了日本其他地方作证，讲述苦难的回忆。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看到了她的照片，听到了她的演讲。当年，她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

　　1992年的日本经济GDP总额是 4804921亿日元，中国是26924 亿元人民币。当时来到盂县的石田米子等人，骤然面对的是一个黄沙满天的陌生农村。

　　“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天，一点绿色都没有，到处都是这样的岩石，每一样事物都叫我们吃惊。”她朝车窗外飞逝的黄土高原挥挥手，如今光秃秃的荒凉黄色是她的老相识。

　　那时候农村的人们也尽可能“设宴款待”了她们。石田女士扳着指头，直接用中文来数当时的佳肴：“土豆、红萝卜、玉米……一点肉也没有。”

　　当然，她们对中国农村的吃住都“完全不习惯”，不过最叫她们吓一大跳的却是另一样——

　　“厕所！”石田米子一拍掌，掩口笑起来，“两条石头一个坑，低头一看，旁边就养着猪！”

　　当时跳入这位大学历史学教授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学历史的时候，我看过中国汉朝的画像砖上有厕所外养猪的形象，咦，原来现代20世纪的中国也有！”

　　令中国青年报记者惊讶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交流中也都一定会说一个汉语词：不是“你好”，不是“谢谢”，也不是“吃饭”，而是“大娘”。

　　“这是最初来的时候就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县时，石田米子就听到大家喊万爱花“万大娘”。

　　“1996年我们来到农村调查时，大家就叫开了，不过我因为年龄相近，总是喊她‘万大姐’。‘大娘’这个特定的称呼，是包含了我们对坚强地面对伤痕、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女性们的无比敬意。”石田米子说。

　　“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而且，这项调查是紧紧围绕每个受害女性相关的村庄的，我们试图借此来重新审视我们自身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是调查模式的东西，整个调查也就是不断地犯错误的尝试过程。”她在调查笔记中写道。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石田在调查笔记里如此记述。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调查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大娘们的方言口音浓重，而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翻译不能只懂普通话和日语的互译。

　　“我们发现，能够完全听懂没有上过学的盂县农村老人方言的中国人，在太原市几乎都没有。我们找到了少数正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留学的日本留学生，还有当地翻译。”石田米子说。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人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教师、公司职员……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酬劳，只有付出。

　　随着时间流逝，知道了她们的调查、施以援手的专家和机构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西省史志院、山西省档案馆、山西大学……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

　　2004年4月27日，《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和相关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