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政府官员还没有这种让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意识，而总是喜欢包办一切，不得不充当“救火队员”，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疲于奔命但却收效甚微。更为可怕的是，凡事不从制度上想办法，总以为只要找到“振臂一呼”的“鼓动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因不满怒江交运集团改制，4月1日起有124名怒江交运集团公司挂靠车驾驶员举行集体罢运，罢运导致怒江州内和发往外地的客运班线共29个线路停运。为此，怒江州政府成立了紧急协调小组与12名罢运司机代表进行了谈判交涉。与此同时，对于此次中巴司机罢运是否有人鼓动，怒江州政府正在进一步调查。(近日《羊城晚报》)

　　说实话，不管有没有人“鼓动”，问题都是明摆着的，不是因为有人“鼓动”而产生。不妨看看罢运司机的三点要求：公司公开账目且明晰近年来司机所交各项费用情况、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以及降低收费———不仅不过分，而且合情合理。反过来想想，如果司机有正常的诉求表达渠道，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何至于要诉诸罢运这种“两败俱伤”的举措？

　　虽说政府在罢运后的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谈判程序，但是，这并非积极主动的“事前防范”。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如果只是疲于应付，除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外———罢运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不确定将对社会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损失，还表明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极高，毕竟，如果没有正常的突发事件防范机制，仅靠“事后救火”，很难真正杜绝类似事件的重演。

　　那么，像罢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建立起事前的防范机制呢？恐怕还是要从矛盾的根源寻求解决之道。

　　罢运本质上是劳资矛盾的极端体现，但每每的情形却是，劳资矛盾升级成为劳动者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利益诉求也以一种政治诉求的方式展现，即劳动者诉诸罢运这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说明在劳资双方之间缺乏一种合理的利益调处机制，以至于这种企业内部的矛盾不断“外溢”，成为一个需要政府出面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避免类似现象的出现，最应该做的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矛盾调处机制。事实上，这就是集体协商机制，是让工会这样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和企业方能够进行定期的集体谈判，就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进行表达、争取甚至抗议。也只有建立起这种机制，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在企业内部才会有一个正常表达的渠道，矛盾冲突才有在企业内部解决的可能性。

　　可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政府官员还没有这种让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意识，而总是喜欢包办一切却总包办不好，以至于自己不得不时时处处充当“救火队员”，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疲于奔命但却收效甚微。更为可怕的是，在不少政府官员的习惯性思维中，凡事不从制度上找问题想办法，总想找出一个“替罪羊”，比如说一旦发生罢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不少地方政府在“救火”时，还不忘记拼命查找“鼓动者”或者“组织者”，以为只要找到这样一个“振臂一呼”的“鼓动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唤起了当事人正当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愤懑情绪，即便“鼓动者”再会煽动也无济于事。更为关键的是，越来越多的带有正当利益诉求性的群体性事件，它的发生反倒越不会是有人“刻意鼓动”的结果，而是可能以一个毫不相干的事件为导火索突然爆发出来的，瓮安事件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所以说，在这个“鼓动者”越来越像“蝴蝶效应”一样不可探究的时代，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上吧！ 志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