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得到了一次全面洗礼。本版曾刊发报道《谁来执掌760亿元地震捐赠》。如今，面对西南大旱，“5·12”经验能够提供何种参照？在中国的慈善的体系里，再次问一句：谁来执掌旱灾捐赠、公众捐赠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并不是西南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陷入了绝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乡海东村并非如此。4月13日，已经是水库开闸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况符合预想，村民们很快就可以种苞谷了。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够进行正常的春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

　　“2010年将是一个旱年。”早在去年9月，于晓刚看到拉市地区的水库时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主任。当时，水库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这名草根NGO负责人向自己参与组建的拉市乡东灌渠用水户协会建议，必须“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当地村民是这个用水户协会的会员，用水规划需经过集体同意。他们决定听从于晓刚的建议。“去年下半年应该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弃耗水的小麦种植，全力灌溉当时正在冬眠、需水量较少的果树。

　　半年前的预测如今已得到证实，海东村的村民们正在庆幸他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说不定，今年还能种上辣椒、苹果和冬桃”。

　　于晓刚曾因“开创性的流域管理计划”而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曼环境奖。在美国的领奖台上，他被称为“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祖国的环境而奋斗”。但是当这个帮助村庄度过大旱劫难的民间环保领袖回到中国，却常常发现，自己难以申请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跃，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视为“中国NGO元年”。然而“元年”过后，尴尬仍不少。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之一。

　　“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

　　追问指向特殊的“中国式慈善”。

　　在中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这种背景决定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中国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将捐款交给位处基层的“小草根”。每年，巨额捐款在“大家伙”那里汇拢，之后，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这样的选择或许并非毫无道理，由政府公务员去进行本该民间公益组织从事的活动也非全无益处，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实项目的能力也比较强”。甚至在此前清华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这种对于公益和慈善的认知，似乎成为“由政府统筹捐款”的最佳注脚。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得到20多亿元的捐款，而这个地方基金会当时只有17名工作人员。这笔巨大的捐款成了“悬在头上的堰塞湖”。最终，钱要怎么花，“当然就只能政府来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叹。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专业人士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荒诞的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啊。”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叹息。

　　但实际上，无论是两年前的地震，还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灾难面前，草根NGO或者说民间组织，已经因“服务更加专业”而显现出了优势。

　　此前，有媒体指出，在3月19日温家宝总理亲赴旱区视察之后，“救援活动才多起来”。而事实上，诸如大众流域、润土互助工作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舆论大力关注之前就开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动。曾在体制内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徐永光直言：“草根组织长期在基层活动，对灾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机构反应滞后太多。”

　　帮助村民们规划用水甚至已不是大众流域唯一关注的重点。因为云南特殊的自然条件，本来专长流域管理的于晓刚将目光投向“防灾减灾”。听村民说起丽江曾经地震，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帮助村里盖“抗震房”。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但相当实用，”于晓刚说，“用三角铁和抓钉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减少地震发生时的伤亡。”

　　这是他们一贯的防灾理念，“我们没钱，也不会忙于送水送粮，但只要花1份钱，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灾害损失”。显然，从海东村在大旱中的表现来看，这种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经在发挥效力了。

　　尽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资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样，大众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会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中国还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组织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资深人士称。

　　一份1995年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创造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岗位。一项来自中国民政部的报告则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08年新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从业人员只占服务行业的0.3%。

　　当然，汶川地震过后，草根NGO的生存状况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在“5·12”过后的一个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接受的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曾公开表示：“这2000万的招标，社会影响超过了13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