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沿海地区能否借鉴重庆的这种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模式呢？

　　黄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那就要比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们普遍认识到中国西部廉价的劳动力、西部的优惠政策、西部的油电煤运的资源成本较低，这些都适合搞制造业。而零部件的制造业，不管是放在沿海还是东南亚，在中国西部是有竞争优势的。

　　当然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曲线里，咱们的研发在外，重庆的这一模式也克服了这一弊端？

　　黄奇帆：我们长期以来的沿海加工贸易方式存在好几个对中国经济不太有利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以前加工贸易的概念，因为是组装劳动力搬运工，不管是做电脑还是电视机，1000亿的销售，加工贸易的投资，包括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线路投资一般只要5%的钱。对于一个老板来说，1000亿销售只花5%的投资的话，相当于只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就没有必要把研发基地放在这儿。

　　在高科技领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谁做零部件谁是上帝。比如说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们讲的奔腾四、五、六，实际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亿的销售里面零部件的产品投资平均要700亿，比加工组装的投资要多十几倍。所以现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机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庆了，重庆就成为了研发基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这个模式反而使得重庆变成了研究开发的一个基地了。惠普的研发在这里，广达的研发也放到这里，英业达也在这里，他们跟我的协议里都承诺研发放到这里。

　　重庆成为了众多IT企业的第二总部。这不是我黄奇帆个人的魅力，而是企业看到产能转移到重庆能够取得成功，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附带的成功，也是模式转变带来的新的好事情。

　　《经济参考报》：对创汇模式的影响是怎么样？

　　黄奇帆：加工贸易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摩擦的一个根源，还老被老外说我们出口太多。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加工贸易，说起来1.2万亿美元，但净创汇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来料加工运来的东西占80%，最后进出相抵消，其净创汇只有20%。听起来1.2万亿美元蛮庞大，实际上产生的净创汇只有2400亿，其他都是虚的。

　　此外，我们国家还有出口退税，1万亿都要摊上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钱在补贴外国人、在补贴台湾人。结果我们还让外国人说我们的出口那么多。实际上我们帮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进口，他们又不算账。我们出去了1万亿，进来了8000亿。

　　我们的贸易摩擦以及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补贴，都补到了这些地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出去，那我就净创汇800亿，我是真正地创汇，国家同样也给1000亿美元创汇补贴、退税。所以，重庆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创汇模式、出口模式也转变了，使国家的出口补贴补到了要害上，这就是第二个附带的好处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黄奇帆：代工厂有很多的零部件从东南亚、美国、欧洲、印度运过来，这就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算。另外，这个代工厂把电脑交给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厂之间也有结算，而且这笔结算有时候还要代工厂把产品一次通过物流公司运到美国才能再结账。如果这个代工厂在中国，那么这个网络账完全可以在中国结算。但是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除了最低层次的跟劳动力结账的代工厂和中国发生以外，5500亿在新加坡、3500亿在香港、还有1000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全部都在外面结算。这个结算里产生多少效益呢？会产生1000多亿人民币的税收和金融的利润，这金融的利润里就包括十几万白领会计师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们跟惠普签约时希望惠普把结算中心放在重庆，惠普说他们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不少架。我告诉惠普总裁，重庆和惠普是战略伙伴，利益相关。于是我们去年签约后，这个账就过来了。今年1季度已经交了4亿税收给我们了。今年应该可以拿到16亿。这还只是1000亿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亿的税收。

　　然后银行的利润也会有30多亿，这些都要归入中国的G D P。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会计师的收入。当时我让惠普他们把结算中心设在在我这儿，银行利润要结过来，而且是重庆的银行做这个事。作为缓冲条件，我们允许惠普的结算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会计师来做。这是第三个附带的好处。

　　重庆是引凤再筑巢，凤有多大，巢筑多大

　　●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

　　《经济参考报》：其他西部内陆城市向重庆取过经么？

　　黄奇帆：我们内部人人都知道这个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们抢英业达、抢富士康，一开始只是按照常规的招商，用西部的优惠政策和低劳力成本吸引人家。他们没搞懂台湾人只是惠普们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

　　我也不忌讳和西部兄弟城市说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厂，是招宏基、戴尔、惠普。而这几家实际上又是冤家，重庆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竞争对手宏基了，但我会招东芝这样的第五名企业，因为他们对惠普威胁不大，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庆的零部件运到成都距离也不远。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重庆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除了电脑可以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外，其他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也可以这样做。

　　《经济参考报》：拥有两个保税区，这是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做梦都想得到的开放平台。随着近期西永综合保税区的挂牌，重庆也拥有了两个保税区。能否向我们介绍下这里有什么筑巢引凤的故事么？

　　黄奇帆：我国从95年开始审批出口加工区一共批了9个，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过去了，围了一块铁丝网的地，外面的也进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么一来，国家到了05、06年就开始停止审批。

　　也是重庆把这个重新启动了，当时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们要跟我做4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十平方公里会有五六百亿的销售值，这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六部委开始都不相信重庆会有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惠普和台湾的代工厂都一起到了他们的调查组现场，告诉他们重庆的项目情况。结果六部委一个月时间就批了。

　　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个凤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全国20年来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我们重庆在出口加工区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个十公里，不是因为黄奇帆有面子，是因为重庆引来的这个凤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认为重庆是改变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审批模式，变成了量体批巢这么一个概念。□记者　杨维成　刘亢　朱薇　施智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