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16日开始，湖南株洲市交警部门下达人均查纠任务指标，直接与奖金挂钩。该市交警查纠的每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都可能会跟自身的利益密切挂钩。面对社会质疑，该省交警总队交管处处长张超表示，交警部门通过绩效考核手段，可以提高民警的管事率，减少交通乱源，确保良好的交通秩序，希望社会能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潇湘晨报》4月28日)

　　交警执法有任务、有指标由来已久，也并非一时一地的特例。此前不久，安徽灵璧县上路民警每人每月必须完成300条违法信息录入的新闻，就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指标执法”纷纷扰扰，已不再是一种“治”的特效药，一抓就灵，屡试不爽，反而成了“乱”的渊薮。

　　一者，量化、严格的指标约束之下，交警的纠违执法行为可能过于严苛，从而伤及社会公平。湖南省交警总队交管处长认为此举能够提高交警的管事率，这一点毋庸置疑，公众完全相信，指标在身的交警将被刺激出执法的积极性。只不过，指标，或者说经济刺激下迸发出来的管事热情，并不仅仅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这种热情很可能会被滥用，而成为向社会公众大肆罚款的驱动力。

　　我们都是交通参与者，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交警执法本来就存在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提醒、教育与罚款乃至拘留之间，很多交通违法行为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如果交警部门设定了数目管理的目标，则以往很多原本批评教育即可的交通违法，很可能被加重处罚。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违法行为的边界模糊，再加上交警的罚款冲动，则公众基本上无可逃遁，这样的行为也必将伤害到社会公平。

　　再者，治理交通执法的目的是最大可能的减少乃至消除交通违法，而“指标执法”则极有可能催生阴暗的“养痈为患”现象。每个月的罚款指标是刚性的，而社会公众的违法行为是弹性的。如果交警完不成月指标，自然会滋生出种种千奇百怪的滥权行为。为了涵养“钱源”，甚至不惜唐突法律。或者“钓鱼执法”，宽纵、听任行人车辆先违法而后处罚；或者“隐蔽执法”，重新祭出隐蔽电子眼、摄像头等等那一套玩意。

　　实际上，下达指标式的交通执法，或者干脆以罚代管才是真正的交通乱源。这些年来，交警执法为什么屡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过于热衷于罚款，以罚代管。这样的治理思路，体现在上路执法民警那里，就是想方设法开出罚单；而在社会公众那里，则不免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只要交钱，即可了事。如此情境之下，“良好的交通秩序”很难实现。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