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加坡,美国也是官员海外受训的热门选择。近年来中国官员分批赴美学习,与此同时美国也于近日派遣高官来华受训,国际间学习交流氛围日渐浓郁。

　　“中美官员的交流除了官方场合的谈判和会晤之外,这种决策者互访、互相学习的活动也非常重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据孙哲介绍,中组部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便陆续派出各级别官员至海外尤其是美国接受有关专业学术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哈佛培训计划”。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孙哲说,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

　　培训计划事实上是由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动的。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学员,产生自中组部在全国百余名省部级、厅级干部参加的录取考试,而参加考试的人选又是由各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的。最终名单,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组成6人评选委员会确定。

　　想最终获得赴美受训资格还有一些“硬杠杠”: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

　　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海外培训重“启发”有干部结业后出书论公共管理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虽然国际交流,包括中央、各地组织官员出国考察学习,能了解国外的国会制度、政党制度、文化体制等,但各级党校与各行业的党校才是主要的培训渠道。

　　“对比国内的培训,海外培训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和国际性,能给地方官员更多的启发。”毛寿龙说,党校系统负责意识形态方面,行政学院负责管理方面,高校教授人文社科知识,出国深造更主要的是打开眼界和思路。

　　此外,一些干部在结束国外培训时还根据自身工作结合所学的内容编著成集,其中就有名为《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

　　评论人士认为,书中的案例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价值、方法、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也是参与世界公共治理实践、进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对干部的任用很讲究资历方面的考核,也许留学经历会有加分作用,但主要还是看政绩和是否有合适的机会。”毛寿龙告诉记者。

　　广东全面以新加坡为师

　　广东探路

　　30多年来,许多国家都进入了中国的学习视野,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被中国的领导人点名学习,而且其热度至今不减。

　　广东干部最初学习新加坡,主要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工业园管理上。“如果我早去(新加坡)一个月,深圳就不是这样了!”深圳早期开发的元勋梁湘在1983年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回来后,大胆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而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典范,并为遍布全国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经验。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正越来越看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整体经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经验,更包括社会的管理制度。

　　今年初,广东省组织赴新加坡培训的首个公共管理新加坡研究班学员,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新加坡学习后正式毕业返粤。该培训班是汪洋在2008年东盟四国行中与新加坡达成的合作之一。而在2009年初公布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等地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社会组织、治安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完善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

　　其实,自2003年以来,中山市先后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建立合作培训关系,多次选派干部赴新培训；2007年5月,东莞市选送40名正科级干部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2008年,解放思想的号角激荡广东政坛,在这一年的4月份,时任湛江市委书记的徐少华率领湛江党政代表团赴新取经……

　　回顾中外交流史,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中央之国”,正是以外围为借力点推进重大改革。大约100多年前,来自广东的革命先行者开始“抱团下南洋”,开起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把中国推进入现代历史的发展轨道。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的海外学习之旅又悄然跨上新台阶。 周志坤 专题撰文(除署名外):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