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文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新京报》5月31日)。

　　尽管赵作海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是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显然不是几十万赔偿就能一笔勾销的，至于冤案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更不能被一笔带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刑讯逼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

　　事实上，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执法违法，违法取证居然被作为定案证据更是不折不扣的司法儿戏化，对此，专业的司法人员没有理由不知道。既然“刑讯逼供”并非缘于无知，且“刑讯逼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从来就是司法常识，此时加以重申和强调，固然有必要，但千万不能止于“重申”。

　　不仅如此，“刑讯逼供”的背后，不仅仅是执法违法这么简单，更暴露出某些程序的漏洞。缺乏有效监督与约束机制的程序，必然成为司法违法的天然温床。既然“刑讯逼供”可以如此隐蔽，甚至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也是缺乏约束的权力，再加上结案断案的任务指标，“刑讯逼供”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要让司法程序中不再给“刑讯逼供”留有余地，仅仅苦口婆心地强调还不够。赵作海的遭遇，其实并非缘于当时的刑讯逼供可以作为定案证据，恰恰在于对于刑讯逼供的监督和认定存在盲区。基于此，唯有完善对司法程序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让司法程序不再是个密不透风的“黑匣子”，权力才会收敛起腿脚，“刑讯逼供”也才不会再有用武之地。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