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市民出行，近日成了北京热议的公共政策焦点。由于地铁高峰期间乘车挤、财政补贴压力较大，北京地铁2元通票制或将调整。有市政协委员建议高峰时段对非交通卡持卡人票价提至五六元。

　　以市场化行为解决公共领域难题是一种常见的决策习惯。但是，其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行政行为相对于市场行为的低效率上。如果有数据表明，北京地铁2元通票制影响了公交效率，加剧了交通问题，那么，提高票价至少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地下交通的快捷性和大承载率，只会提升公交运行效率而不是相反。2元制的平民化价格对于公交优先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激励作用。

　　一种既利于民众、又利于公共政策的价格机制，若以乘车挤和财政补贴压力的原因被迫矫正，那不是纠错，而是退步。

　　事实上，用价格杠杆引导市民出行、票价提高300%之类的想法，不仅程序失范，而且管理的初始思维也失范。如同邮政等其他公共事业一样，地铁运营从来就不是一项以利润考核的买卖，而是政府应当提供的服务。政府有义务为市民出行提供必要的公交服务。

　　路权具有天然平等性，不能因为你的收入高低、出行目的而有所削减。高峰时期上班的人可以继续享受低价保护，不上班的人则需要增加出行成本的想法尤为可笑。上班与不上班怎么区分？不上班而去购物、探亲的人，凭什么出行成本抬高，路权被削减？这种管理思路，在法理和技术操作上都殊难实施。

　　退一步讲，即使有关部门要算经济账，也应该将账本置于阳光之下。票价提至五六元的依据在哪里？目前的地铁运营财况如何？在这些情况都不明晰的情况下，贸然提高市民的地铁出行成本，即使经过听证会等形式程序，恐怕也难获民意支持。

　　而作为一项许诺，“奥运会后不涨价”是否还会延续，实际上也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考验。(徐立凡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