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高强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同时他也承认，在预算报告中讲清楚“三公”支出，还存在一定困难。(《新京报》6月17日)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比较低”，这样一个结论无疑让许多公众感到很“扎眼”、难以认同和信服。其实，如果考虑到语境中的具体比较对象，高强的结论其实并不算很离谱。如数据显示，2004年美联邦公务员年人均薪酬接近7万美元，而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我国机关公务人员年均工资33869元。两相对比，后者确乎“比较低”。

　　但问题是，对于“人民公仆”的中国公务员来说，发达国家的同行与国内的民众，谁是更合适的工资比较对象呢？答案显然是后者。而一旦这样比较，我们无疑又很难再得出“比较低”的结论。上述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08年城镇平均工资中，33869元的机关年均工资已属最高，既高于事业单位的29758元，也高于企业的28359元———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企业年均工资，并不包括大量主要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私营、个体企业，而他们的工资事实上远远达不到所谓的“平均”水平。

　　当然，如果一定要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样比较也是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2006年美国联邦统计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是：个人年收入1.0294万美元以下；而2009年中国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这意味着，美国公务员的年均工资不到其贫困线的7倍，而我国公务员年均工资则接近贫困线的30倍。那么，中美公务员工资水平，究竟孰高孰低呢？

　　实际上，与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务员收入的一大不堪比较或值得比较的特色还在于，我们的公务员，除了明面上的工资薪水之外，还有大量以“职务消费”方式而存在的隐性潜在收入或福利，如久遭舆论诟病的“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17日媒体上的另一则报道，应该说便是“三公消费”的生动注脚———山西平遥县古城因每年近10万人次的公务旅游接待而变得不堪重负，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当地官员抱怨不已：“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四川在线6月17日)

　　其实，能构成公务员的变相收入和福利，又岂止“三公”而已！比如时下公众最关心也负担最重的住房消费，公务员能以“低收入者”身份享受远低于市价的豪华经适房分配，在许多地方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总之，公务员工资究竟是高还是低，重要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与谁比、怎么比，而如果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不规范、预算法治不到位———“讲清楚‘三公’支出，还存在一定困难”，任何比较其实都是没有多大意义和现实说服力的。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