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背后

　　中国律师在公众中的整体形象每况愈下，成为多位业内受访人士为之忧虑的问题。

　　针对合伙制下的松散“挂靠”现实，目前已有部分律师事务所试行了“公司制”管理模式。

　　据受访人士介绍，尽管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制”发展的呼吁不断，但根据现行《律师法》，律所不能注册为公司，理由是律师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不能采取纯商业化、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形式。因而目前试行“公司制”的律所，仅指管理模式或机制类似于公司，变“挂靠律师”为“授薪律师”。

　　试行“公司制”管理模式的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洪说，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模式，就是让律师真正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员工，律师事务所真正行使起对律师的管理职能，让律师安心地处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务，包括证据的收集、出庭辩护、应诉等。而对于像案件的分配等行政管理事项，则应完全由律所负责实行，个人不单独接案。

　　王洪认为，这一管理模式效果不错，一来，避免了律师单兵作战、疏于管理的情况；二来，由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与接案无直接关系，在年轻律师的培养上，这一管理模式也能为新入职的年轻律师提供生活保障和学习的机会。

　　已转型为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管理上实行比一般公司更严格的制度，如律师收受当事人财物即被开除。

　　多位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为了提高律师的整体形象，律师队伍自身素质的提升和法学素养的培养，同样必不可少。曾加等法学专家建议，须加强对现有律师的培训，加大对法律服务机构的检查力度。

　　另外，王洪、胡小青等律师还向记者表示，目前律师在公众中的形象不好，还与“负面报道”较多有关。

　　王洪说，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公检法等部门在处理案件时，“经常把律师附带进来”有关，“自觉不自觉地树立了不少不好的典型。”

　　一位资深律师告诉记者，在许多发达国家，律师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监督司法程序中可能会出现的有损当事人权利的行为的专业人士，有着很高的地位，也往往能为当事人提供恰当的法律咨询和服务，是对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重要的监督者。

　　其间也不无效率的考虑，如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它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取得双赢局面。

　　“可在我国，即使‘李庄案’发生之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司法行政人士认为律师应当承担起协助公安局破案、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的职能，这听起来虽然有点贻笑大方，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前述资深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