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代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与辛苦付出相对应，城市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等现象。与“三低”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人民日报》6月20日)

　　年初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提法。仅半年时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次第跳楼事件，就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美好愿景撕开了一个个伤口。城市应选择什么样的繁荣路径？城市和乡村到底应如何互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有尊严地生活？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

　　如果听任“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必将严重挤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空间，剥夺其参与社会博弈的能力。就像打工妹郑小琼写下的诗句那样，“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

　　现实地看，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会产生大批既不能进城又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占到中国外出打工农民60%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过亿人，尽管他们在幼年、童年就随着父母在城乡之间游弋迁徙；他们在城市里的轨迹不外乎打工子弟学校、铁门紧闭的工厂，城市对他们的接纳显然有所保留，尽管他们很愿意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

　　同样，“三低三多”也是国家推进城镇化战略构想的很难被忽略的制约因素。如果大批实际上已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保障和回报，则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的不公平会在社会成员内部产生断裂，从而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另一方面，这些被动流动的人群既然不能从主流社会那里获得认同，他们总要设法寻求自己的空间，从而产生政府之外的强力组织甚至出现“黑恶化”。

　　此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暴露出的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秩序问题，然而，这种低待遇、高强度的状态注定会波及社会，产生共振，成为必须正视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应从招商引资、增进GDP的迷障中跳出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增加工人与资方博弈的能力，强化工会作用，提高工人收入和福利。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工人特别是前赴后继、代际相传的农民工的人力优势，我们在承认历史贡献的同时，切切不可固化这种历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依然将低工资作为一种资源优势、一种谈判筹码，甚至是一种制度安排。要知道，第一代农民工既能“负重”也能“忍辱”，是有特殊历史情境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情感价值上，都不会也不愿接受显失公平公正的社会处境。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