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恩博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今年以来，从政府工作报告到多场高层会议上，类似表述屡屡出现，凸显出多重超预期因素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8月24日召开的国常会指出，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并部署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施。此前公布的7月份数据显示，一些经济指标向下小幅波动。稳增长下半场仍然面临稳住就业、提振内需、提防风险等多重任务。

　　增长之于眼下的中国经济有多重要？稳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两难、多难问题如何化解？中新社国是直通车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他所著的《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于近日出版。

　　张文魁认为，在适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稳就业、促消费等政策目标才是“有源之水”。但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伴险增长”通道，稳增长政策不光是“踩油门”，还要转“方向盘”。“平衡”二字将成为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采访实录摘编如下：

　　没有经济增长的就业是“消耗性就业”

　　国是直通车：稳增长和稳就业等政策目标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文魁：离开经济增长的就业顶多是一种消耗性的就业，而不是生产性的就业。创造就业岗位意味着要发工资，发工资是一种分配，要消耗价值，而没有生产就不可能创造价值。经济增长实际上反映了附加值的增长、价值创造的增长，再以工资收入的形式进行分配，这样的就业才是“有源之水”。

　　疫情期间国家通过稳岗政策保持就业稳定，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这是必要的。但长期来看，离开经济增长谈论就业，企业经不起长期消耗，甚至有一些就业会慢慢转化为半失业状态或“隐形失业”。只有保持经济增长，才能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

　　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其背后是有价值创造能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为支撑的，这样一来就会使就业保持稳定。而且随着价值创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其工资、奖金等还能不断增加，这才是比较高质量的就业。

　　国是直通车：今年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改革的空间会缩小？

　　张文魁：根据我们的研究，同时也是很多改革领域学者的共识，从中长期来看，恰恰是市场化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速提高。市场化改革能够释放价值创造的活力，提高人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增速。当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最直接的短期原因是疫情影响。但从更深层来看，我们还有一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性的改革需要加快进度。

　　举例来说，近年来我国有一项非常典型的改革，即深化“放管服”改革中的商事制度改革，包括公司注册制度改革等。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激发了民间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从2013年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到2020年的8年时间里，我国新增8000多万户市场主体。而在2013年之前，整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我国全部市场主体加起来才不到7000万户。商事制度改革以来维持经营的新增市场主体，2020年贡献的税收达到3.8万亿元，超过当年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一。他们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释放了活力。

　　从当下来看，我国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远远不够，比如电力、能源等领域，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的机会，有很多增加有效供给的机会，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促进消费背后是收入问题

　　国是直通车：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其原因是什么？您在书中也提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似乎难以找到立竿见影的政策杠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张文魁：国内大循环不够通畅，是我们现在很担忧的事情。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与疫情防控措施有关，很多接触性、体验性的消费无法在线上进行。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内需不足或内循环不畅通的迹象，在疫情之前就有所显现。中央对此一直非常重视，早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提到，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

　　促消费政策之所以无法立竿见影，在于消费的背后是收入。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稳增长的重要性。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就不会有内需的增长。没有内需增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速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负向循环。

　　国是直通车：为了促进消费，最近国内许多地方都发放了消费券，一些国家还给民众发现金，这对促进消费有用吗？怎样才能有效激活居民消费信心？

　　张文魁：发放消费券是有用的，但它更多是短期作用。消费券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但集中释放完之后效果并不持久，甚至可能透支未来消费。

　　发放现金如果要有比较令人满意的抵达率，就会造成很高的实施成本，抵达率不高或者抵达不公平、不精准，拿不拿钱都会怨声载道，这类政策听起来是好事实际上极有可能变坏事，所以发现金这种政策听起来有很大诱惑力，从实施角度来看并不可取。

　　现金更不可能长期发，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也给民众发过现金，但如果长此以往还是会形成财政赤字，再出现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后导致通货膨胀，这笔钱又通过“通胀税”的方式被收走了。

　　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存在如何平衡的问题。促消费政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

　　国是直通车：您在书中提到，中国经济“立万”之后要打造更多踏板企业。什么是踏板企业，中国目前有多少这样的企业？他们对稳增长有什么意义？

　　张文魁：我们研究经济增长轨迹发现，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较低的时候，大量中小企业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大量个体户有助于活跃市场、增加供给、增加就业和老百姓收入。但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门槛，甚至超过这个门槛后，一方面继续需要大量“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但此时很需要创新能力强、价值创造能力强、全球竞争力强的“顶天立地”的“踏板”大企业带动经济升级转型。之所以把这些大企业比喻为“踏板企业”，是因为需要通过这些“踏板”来攀登经济增长的梯子以登上高收入楼层。如果缺少一批这样的“踏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不能得到及时和持久的提升，于是创新能力、升级转型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就可能慢慢衰减。

　　这些“踏板企业”实际上是产业链的“链主”、产业集群的“群主”、产业生态圈的“圈主”，他们不断把自己的规模做大，把生产率做高，同时也可以带动其他企业发展，产生比较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在制造业、互联网等服务业领域，已经有一批这样的“踏板企业”，在中国继续攀登经济增长之梯的过程中，他们将发挥重要作用。

　　“伴险增长”通道中不能只“踩油门”

　　国是直通车：您还提到，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已进入“伴险增长”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哪些风险最值得关注？

　　张文魁：“伴险增长(growth at risk)”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年前提出的概念。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时代，虽然增速不算很高，但基本上是低利率、低通胀、低风险。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没有什么风险，可以随便闯。然而现在，一些典型风险积累得越来越多，最主要就是债务堆积带来的风险。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仅2020年一年全球宏观杠杆率的增幅就接近30个百分点，几乎是过去10年的水平。这相当于把以往10年吃的饭在一年里吃掉了，不仅以后可能没饭吃，还会造成消化不良。

　　在债务堆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融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在不断加息，过去几十年低利率的状况彻底改变，对欧盟和各大新兴经济体都形成很大压力，这就带来了债务违约和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近期的斯里兰卡就是个例子。

　　中国目前应对风险的状况比较好，但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企业债务的风险。中央提到的能源、粮食安全问题，大宗商品保供稳价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

　　国是直通车：针对复杂环境，中央提出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您认为经济政策应如何寻求平衡？

　　张文魁：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正伴随着经济增长提升，因此给经济增长“踩油门”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脚要放在刺激性政策的“油门”和控制债务扩张的“刹车”之间，随时做好转换的准备，所以平衡性的经济政策未来几年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手要放在“方向盘”上，就是要保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释放市场活力和激发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保障稳增长。

　　因此我们需要相机抉择、灵活应变，特别是在多种政策工具之间进行合理搭配。比如最近央行宣布中期借贷便利(MLF)“降息”，这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在“伴险增长”通道中的一种随机应变的平衡性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比较小规模、小幅度地进行一些试探性的宽松政策，不仅能够为政策操作积累经验，也更加灵活可控。未来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多。同时要落实8月24日国常会提出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投资。要通过这些举措，形成良好的政策组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