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台湾设廉政署 肃贪根本不在机关增置

　　中新网7月21日电 台湾《联合报》21日刊出社论说，肃贪倡廉，根本不在机关增置，而在能否获民众信任。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要优良成员运作。台湾日前成立“廉政署”之议，除了运作机制的设计外，应当置重点于将来其成员如何选派，以及如何严格要求遵守专业规范。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高等法院”爆发法官集体贪污案，马英九选择此一时机宣示成立“廉政署”。

　　是否成立“廉政署”，一直争议不断。反对意见认为，“廉政署”与既有的“调查局”叠床架屋，且机关独立性不易确保；再者，“廉政署”成员恐仍须由既有相关机构中调用，这些老机构若不受民众信任，取其成员组成新机构，又如何期待能够获得民众信任？

　　所以，肃贪倡廉，其根本不在机关的增置，而在能否获得民众的信任。“调查局”、特侦组不是没有查案能力；但是，“调查局”长期以来难以摆脱政治力的控制，“选择性办案”的批评不断，甚至“调查局长”都向“总统”通风报信，泄露“总统”贪污洗钱案的重要信息，民众又如何能够相信“调查局”的肃贪决心和成效？再如，特侦组集合检察系统精英，实力堪称上选，但“检察总长”却和案件重要证人饮宴往来，又如何让民众相信办案不会放水？正因如此，虽然有叠床架屋的顾虑，但另设“廉政署”的主张始终有一定的社会期待。

　　谈廉政机构，一定要谈香港的“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因何获得民众信任？香港“廉政公署”有其成立背景和特殊的运作机制，例如，廉政公署与律政司相互制衡；在此二机构之上，是由过去港督、现在特首任命的“监督委员会”来监控。监督委员会成员来自民间，有权针对个案进行监督；廉政公署或律政司坚持不追诉的案件，委员会有权要求由特首裁决。

　　台湾能否复制香港的“廉政公署”，恐怕仅以“监督委员会”一项即不可能原样移植。香港廉政公署因有“监督委员会”等设计，而能维持其独立地位。但此制若放到我们的社会，就完全行不通；若我们也组成“监督委员会”来监控“廉政署”或“调查局”所办个案，恐怕非但无益“廉政署”的独立地位，反而“监督委员会”自己也成了政争焦点。再者，“廉政署”的隶属阶位其实亦未必与绩效有关，如我们的特侦组，其首长是“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的“检察总长”，层级已不可能再高，机关独立性也不可能再有更好的设计；然而，港版“廉政公署”却能建立很高的声誉，我们的“调查局”、特侦组则不受信任。原因显然不在制度。

　　港版“廉政公署”获得民众信任，建立很高的声誉，除了制度上赋予大权，其机构成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应当是最重要的原因。倘若其成员和我们的通风报信的“调查局长”一样徇私舞弊，或是和不知自我节制的“检察总长”一样逾越分寸，廉政公署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成效了。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要优良的成员来运作；倘若机构成员不能自觉，一切均将落空。检调机关或者“廉政署”如此，法院亦复如是。

　　因此，这次成立“廉政署”之议，除了运作机制的设计之外，应当置重点于将来其成员如何选派，以及如何严格要求遵守专业规范。政府在高院法官集体贪污案爆发之际，宣示新机构的成立，或有政治宣传的用意；但若空有新机构而无新精神，只会浪费公家资源，再养一批冗员。我们认为，马英九的命令或许应当视为一个有待深入研议的课题；研议如未成熟，新机构恐是宁缓勿急。

　　再者，不论是否成立新机构，现有的“调查局”和特侦组必须拿出更多成绩，赢得更高的声誉，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果当局对“调查局”和特侦组已不寄期望，试问，民众凭什么相信一定能够产生更优秀、更可信任的人员来组成“廉政署”，从而做出肃贪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