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奥巴马重塑美国金融 难摆脱美国特色

　　中新网8月5日电 香港《大公报》4日刊文说，奥巴马7月21日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一被路透社称为“最严厉金融监管法案”的法案，是奥巴马高举“重塑美国”旗帜，坚决走改革道路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此次改革对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新法案仍难脱美国特色。

　　文章摘编如下：

　　奥巴马于7月21日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标志美政府一年多来在金融改革上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改革法案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处理大型机构的问题，并使场外衍生品等市场更具透明性。笔者以为，被路透社称为“最严厉金融监管法案”的这一法案，是奥巴马高举“重塑美国”旗帜，坚决走“改革道路”的一个标志性成果。“金融监管不力”是世界性难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应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新法案最为严厉

　　媒体普遍评论这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此次范围广泛的立法改革触及到金融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在限制大型金融机构冒险活动、普通民众如何获得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以及政府如何拆分破产金融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详尽规定。据专家及媒体观点，笔者概括三条：

　　其一，重点在于“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是加大机构权限，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主席由财政部长担任，各个专业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参加，权限可以非常大。

　　其二，加强监管以“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一是对投资中介和投资咨询机构都提出了更高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具体要求。二是对于资信评级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评级机构今后要对其评定的级别承担法律责任，投资者对它们的重大失误可以提起诉讼。三是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局，其主要职责是对住房按揭贷款、借记卡和信用卡等消费者信贷业务进行监管，防止金融机构不负责任地贷款和收取不正当的高额服务费，以增强金融普惠程度。

　　其三，强调“道德风险，保护各方利益”：一是加强“道德风险”控制，重振美国金融体系的信誉。二是新法案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考虑了全球金融发展的趋势和国内外压力，也权衡了各方利益。三是新法案不会限制“金融创新”，不会削弱本国金融机构的活力，不会束缚它们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难摆脱美国特色

　　笔者赞赏奥巴马坚持改革和重塑美国的气魄，也佩服奥巴马在星条旗飘落的艰难中紧紧拉住旗绳的坚韧。但也清醒看到，美国就是美国，新法案仍难脱“美国特色”。

　　笔者以为有四条：一是新法案难控“过渡消费特色”。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金融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过度膨胀”，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痼疾，所以设立综合性监管机构只能减轻而无法根治系统性风险。二是新法案难消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特色”。美国全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多诺霍称，“这只不过是一场毫无价值的金融监管改革。”三是新法案难改“霸权特色”。

　　新法案也发出了信号，不会限制美国金融机构的跨国金融投机和市场操纵——这正是美国金融监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内容，也恰恰是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会议上对美国屡屡提出的批评。四是新法案难脱“美式道德特色”，无法真正解决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道德黑洞问题。新法案对美国批评世界各国较多的对冲基金等大型金融投机和操纵行为，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监管措施。

　　能起到示范作用

　　奥巴马的“金融重塑”虽然难免美式局限性，但美国新法案将对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产生重要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明棋指出，现在除英国设有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都不同程度存在多头、分业监管的情况，这给一些跨行业经营的金融巨头绕过监管，在监管的盲区过分冒险以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作了个生动比喻，“美国和中国在金融业方面就像奥迪和奥拓，现在奥迪翻车了，在进行大规模维修，但这不代表奥拓的性能比奥迪好。因为，现在我们的奥拓开得不是太快(指金融业发展速度)，警察(指监管)也比较多。”

    对此，他给出自己的答案：“从香港、纽约等金融中心反思得到的经验是，真正吸引人的金融中心，是一个透明的、游戏框架清晰的、给金融机构以明确预期的金融中心。”并提出有四点可以借鉴：

    第一是压力测试。美金改法案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内部必须半年进行一次，而中国现在的测试水平、模型等均处于起步阶段。第二，进一步限制大金融机构扩张。第三是对清盘处理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即如果“出局”了，要明确是谁的责任。第四，就是沃尔克法则的全面运用，如对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规范和“掉期”方面的运用，以及如何防范市场集中度很高的CBS(跨银行现金管理平台)产品。

　　笔者以为，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新法案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将产生影响，因为当今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广泛紧密，而最有经验的美国金融体系如何变化，对其他国家“不仅有扩散性示范作用，而且会有监管性溢出效应”。(大公报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