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西方一伟儒

　　《利玛窦行旅中国记》

　　编者：上海博物馆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4月第一版

　　“西泰子浮槎九万里而来，所历沉沙狂飓，与夫啖人略人之国，不知几许。而不甾不害，孜孜求友，酬应颇繁，一介不敢，又不致乏绝，殆不肖以为异人也。观其不婚不宦，寡言饬行，日惟是潜行修德，以昭示乎上主，以为是独行人。”(转自李之藻《畸人十篇》•序)

　　今年正值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不论内地和本澳都有不少纪念活动。从一五八二年八月抵澳门，一六一〇年获明朝政府特许入京并居留，直至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离世，利玛窦在华活动了二十七年九个月，先后创建了四所耶稣会住院，受洗的中国信徒逾二千人。

　　史家一致认同利玛窦两大贡献：“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及其后之欧洲文明；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也使欧洲人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摘自朱维铮《利玛窦在中国》)

　　为纪念这位西方伟儒，利玛窦故乡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中国政府及各博物馆合作，举行“利玛窦”展，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巡展。《利玛窦行旅中国记》一书乃为配合该次展览而编。有别于一般的传记，该书由国内外学者围绕利玛窦来澳足迹及在华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引用大量的史料，从不同角度出发勾勒这段历史。

　　书先从利玛窦的故乡说起，另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利玛窦为古老国度带来的艺术、天文、数学、地理等西学。当然，也少不了利玛窦的传教之路，影响深远的“利玛窦判断”，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最吸引我的也正是这部分。

　　“耶稣会士在利玛窦时期，对中国文化确立了一个基本判断。他们认为，中国的宗教不发达，中国也没有好的神学，有的只是道德学……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利玛窦判断’可能是最早、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了……这些判断使得欧洲人把中国文化特征定为与宗教信仰相对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此后，从伏尔泰、莱布尼兹到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师，都认为中国文化是伦理至上的，而非宗教至上。中国近代学者，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冯友兰等，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时，还不断受到‘利玛窦判断’的影响……”(第228页)

　　“利玛窦判断”影响了当时天主教在华传教，耶稣会士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而不是宗教，中国的祭祀习惯只是出于后人对先人先贤的崇敬，而不是对灵魂的恐惧、怀疑或祈求。故中国礼仪不是异端，只是“宗法制度”、“国家制度”、“教育制度”。有看法指“利玛窦判断”是一种传教策略，我则认同该文作者李天纲的看法：“这何尝不是他们认真确立一套‘新神学’——一种让信仰更为宽容的‘对话神学’。”

　　(摘自《澳门日报》 作者：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