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之子忆其父揭汪精卫签卖国密约之事

　　中新网9月25日电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也称“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新加坡《联合早报》25日刊出陶希圣之子陶恒生接受采访的文章，陶恒生表示，他们一家人当年秘密逃离，那一场逃亡是他人生记忆中无法忘怀的一段。陶恒生条理分明的说出逃亡细节，在他娓娓道来下，这段相隔半个世纪的陈年往事宛如电影中的逃亡情节。

　　文章摘编如下：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一条震惊中外的新闻：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了“汪日密约”，这条十分惊爆的新闻刊出之后，除了在各地引起轰动，更叫世人感到意外的是，向《大公报》联名揭发汪精卫签下卖国密约的，竟然是汪精卫身边的两名得力助手高宗武和陶希圣……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桩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揭密事件是极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学界，称作“高陶事件”，也称为“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当年高陶二人在关键时刻脱离汪精卫，从上海秘密出走，陶希圣的二儿子陶恒生已有九岁，亲身经历了“高陶事件”发生的过程。当时，陶恒生姐弟五人，在1939至1940年间，随母亲万冰如从香港去上海，但又在短短40天后，随着事态的发展，分两批偷偷逃回香港。

　　签约当天借病缺席

　　1939年12月29日，在上海愚园路一幢洋楼里，一场以“主和”为名的秘密“汪日密约”谈判正在进行。会谈的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另外一方则是日本参谋总部代表影佐祯昭。

　　由于知道事关重大，陶希圣承受着极大的精神煎熬，万冰如在香港听说后，决定带着五个孩子奔赴上海支援陶希圣，表面上则表现得好像是到上海投靠汪精卫和日本人。而在家人抵达上海后，几近崩溃的陶希圣才得以搬出愚园路与家人团圆。

　　但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终究还是继续进行，并进入最后关头。陶恒生说，汪精卫与日本是在1939年12月30日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但签订密约的那一天，对密约内容无法接受的陶希圣借口生病缺席了。

　　签约后，到了元旦团拜的那一天，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要陶希圣“补签”密约，陶希圣再次躲过了。那时同样没在密约上签字的另有一人，那就是高宗武。

　　乘美国总统号逃亡

　　为了逃离上海，高宗武还打听到，1月3日，5日，7日都有船，最后决定坐1月3日，比较安全的美国总统号离开上海。陶恒生说，陶希圣与高宗武能够成功逃走，很大程度上是得到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协助。曾经是上海滩黑帮老大的杜月笙，中国抗战期间身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则是他抗日工作的重要据点。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救援安排。

　　陶恒生说，他父亲与高宗武是以假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船之后，他们甚至把彼此的假名也忘了，后来在甲板上碰到了，两人在商量之下决定到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结果在船上就起草好给《大公报》主编的信。

　　陶希圣劝过汪精卫

　　许多人都感好奇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当时的心路历程，为什么先是追随汪精卫，后又脱离汪精卫。尤其是学者出身的陶希圣，他为何一度追随汪精卫？

　　陶恒生说：“我父亲当年追随汪精卫，有其历史及感情因素存在。父亲对汪精卫有一种知遇之恩，曾经觉得汪需要他的时候，他不能离开他。他最终又脱离汪精卫，是因为在和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对日谈判后，他看穿了日本的野心，敌人所谓的和谈，实际上是在进行诱降，企图吞并中国。我父亲曾经劝过汪精卫停止谈判，劝他不要中了日本的圈套，可是始终规劝无效，汪精卫说他已经无法回头，骑虎难下。眼见汪精卫不能自拔，我父亲不愿国家沦亡，自己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罪人，最终只能一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