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刀

　　林爷从福州来，都说福州有三刀，菜刀、裁缝刀、剃头刀，林爷手持的是裁缝刀，他制作西服的功力一流，特意来找他做衣的人不少。其实，福州是林爷的第二个停留处，他出生于南京，饮的是长江水。这座古都在历史上留下的繁华与荣景，实则更多的是如他出身般的穷苦佃农家庭，许多人遂离开古都到更新的地方去，二哥和他便是那许多人之一。

　　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循着有海的方向，辗转来到福州。二哥在餐馆里做伙计，他则是给裁缝师傅当学徒。那时，他不过十二岁，读过一些书，能写几个字。所赚的钱只足够喂饱自己的肚子，未能寄给母亲，他大约半年写一封信，信中只是粗略写着一切平安，随信寄去几块零布，是师傅给人做衣时剩下的。母亲不识字，未能回信。日久彼此生出一种默契，没有讯息，代表在故乡的亲人大致无恙。早晨至黄昏，林爷在白灯管下裁衣、缝衣，盼能快些出师，寄钱回家。他和二哥寄居在餐馆二楼的小房间里，那里原来是一间放置杂物的空间，约莫二坪大小。他们并不在意，反正几无家当，在异乡能有一处遮风避雨便足以过日。

　　林爷除了学裁缝，也学会吸烟。没钱买烟的兄弟俩专捡客人余下的烟头，总是吸到最末端才善罢甘休，一不慎烫伤手指也不在意，这是一日最放松的时刻。烟头短暂的燃光给予他一点温暖，前方似乎还有一条暧暧未明的道路。但正因为未明，所以仍有一点光一点希望。

　　西服是奢侈品，能来制服的若不是稍有资产的，或者是为一件一生一次的新郎装，那时的林爷也曾想象自己有一天穿上新郎装宴客的模样。一件又一件新郎装，一天又一天昏黄的日子，忽焉他已十七，二哥满二十。时局日益混乱，做衣的人反而有增无减，只是做完了衣未必等得到人来领。他忙得昏天暗地，领到的工资有减无增。于是，彼夜，二哥说要来台湾时，他想也没想就点了头，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模样。

　　混乱里，二哥和他搭上了船，漂流不知多久，他吐了又睡，醒来再吐，终于在北方靠岸。二哥留在台北城，他则往南去。火车上，他蹲踞在车轨接缝间，吞吐一支白烟，二哥送他的临别礼物，他终于彻彻底底孤身一人。行李除了几件衣服，一封刚写完来不及寄的家书，就剩一把裁缝刀。打着福州来的名号，他很快在一间西服店任职。他人长得高，因长期营养不良，显得十分细瘦。

　　一日，偶尔拿些吃食给他的邻居大婶说要给他作媒，他想起要给自己做件新郎装的念头，未与二哥参酌便回：好啊。对方与他平岁，因是独生女，要求林爷必须入赘。条件是他们准备了一笔钱，给林爷租屋开店。

　　婚礼极为简单，他穿着熬了好几个夜晚制成的深灰色西装，如同他曾经想象过的模样。但他的婚讯和那封家书一样，始终无法告诉母亲。婚后，他租了一间小店面为人制服，收入勉强能维持家庭开销。约莫此时，他开始酗酒。为此，他与新婚妻子吵过几次架，他做的西服着实精美，然因酒误事，客人时常无法在预定的时候提货。他不知道究竟酒精的世界给了他什么，只能感觉在那载浮载沉的虚幻里，仿佛搭上一班回家的船，从台湾南方的港口直抵长江。

　　妻子不能明白离乡背井的苦痛，她是父母专宠的独生女，从未离开故土，虽然家中亦非多产，但自小没洗过衣、煮过一餐饭。他其实不怪妻子，他其实不知道能怪谁，如果当初没有随着二哥离开故乡，他午夜梦回曾如此想，但现实的困局很快覆盖问题可能的答案。

　　他租赁的店面留不住客人，两年就收起，与妻子生下三子一女后分道扬镳。他离开这座南方的城市，正如他离开南京、离开福州那样，没有缘由的来到另一个地方。他没有去找二哥，而是来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寄居在不同的西服店里，他只求三餐温饱与酒，再无其他。

　　他手持裁缝刀，一刀一刀剪下所有情丝牵引，妻子的、孩子的，乃至于远在他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的。这绝非当初他来到福州习艺的目的，他当时应是希望能为母亲做件棉袄，抵御南京冬天的寒气。或许吧，长期浸润酒精里的他已无法忆起这些。

　　林爷以为自己唯一能对这世界报以些许温暖的，唯有在少数清醒的时候，他专注的一刀一刀为他人裁下新郎装，他自己到不了的那个岸，希望穿着他制衣的那个男人能够抵达。

　　林爷离世时十分孤单，独自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二哥早离世，仅一次随母姓的长子带着媳妇与年幼的孙子来看他。他很想说点什么，气切的咽喉早将声音化作空气，这样也好吧，就算有声他可能也说不出什么。长子待不过一两分钟，便离开说要去外头抽烟。瘦小的媳妇抱着睡着的孙子有点吃力，他示意媳妇打开抽屉拿出一只手表，宽松的银白色表带怎么也不像是林爷瘦瘪的手所能承受。

　　这是他唯一能留给亲人的东西。媳妇将手表放进她的提包里，对于这个公公的故事，她曾模模糊糊听婆婆以怨怼的语句谈起。她真心可怜起眼前的这个老人，却无能为力。长子满身烟味走来，林爷究竟连抽烟都不可了，他闻见空气中弥漫的烟味，轻轻阖上眼睛，那么沉重，那么无味的人生啊。

　　林爷的心跳在那晚便不再跳动，他留下的那只手表被一面之缘的媳妇收在一只铁盒里，至今仍不停的走。(摘编自台湾联合报 作者：张郅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