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6日电 台湾《典藏古美术》杂志5月号刊文认为，清代晚期官窑瓷器，是瓷器收藏的入门首选。原文摘录如下：

　　有清一代的瓷器工艺发展，自御窑厂正式烧造的康熙朝算起，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共九朝，大致上恰好以每三朝为一个发展阶段。清三代康雍干盛世为清早期，嘉道咸三朝则为渐衰的清中期，同光宣就已是强弩之末、国衰祚危的清晚期了。

　　清代官窑瓷器的巅峰期，在清三代康雍干时期即因国势壮盛而达于顶峰，三帝在位的134年，比嘉庆后六帝加起来的国祚还长上18年；自乾隆晚期盛极而衰的国势，及清代中晚期六帝在位时间的短暂，即可窥知宫廷内苑的纷扰，加上锁国政策下的颟顸自大，终使晚清成为世界列强瓜分蹂躏的纸老虎，而官窑瓷器的工艺技术，也随着清代国力的日衰而逐步退化了。

　　中国官窑瓷器的市场，清初三代的官窑一直以来都是历久不衰的热门收藏品项，只要品相完好的精品一出，不分地域皆能吸引藏家买主竞藏，尤其对历代官窑具有系统性规划的藏家，更是不可或缺的版块。相较于清三代官窑在文物市场上的门庭若市，清代中晚期官窑瓷器就显得门可罗雀，落寞许多了。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至2000年这半世纪间，清朝中晚期官窑的市场行情除了少数精品，的确是“居低不上”。

　　从市场区块的分布来看，伦敦、纽约、香港、台湾等地，由于艺术文物市场发展较早，运作机制较有规范，市场结构性较佳，收藏家心理较成熟，收藏较有系统性、规划性，眼光也较挑剔，所以在清官窑的选项上，自然就以康雍干清三代为首选，嘉道咸精品或因量少亦受青睐，至于晚清同光宣三朝官窑，在这些成熟地区就显得乏人问津了。

　　回顾过去20年来的全球中国官窑瓷器拍卖，仅出现过一次晚清官窑的专拍，即佳士得于1997年3月30日在新加坡举办的“养志堂晚清官窑瓷器”专题拍卖。养志堂主人关善明为香港收藏团体“敏求精舍”的中生代主要成员，为著名建筑师，收藏方向极具个人风格，对不受时人重视的品项经常精心搜罗，而在香港、台湾较为冷门的“晚清官窑”，就成了关善明众多收藏品类中的一大系统，达数百件之多。

　　这场在新加坡推出的专拍，即筛选出近二百件晚清官窑佳作，在当年的中国文物市场的确引起注意。而选择新加坡作为拍卖地点，似乎也有市场性考虑，因为港台藏家多以清三代官窑为尚，而新加坡则属新兴艺术文物市场，可塑性高，晚清官窑正好可以作为吸引新兴藏家的入门品项。

　　由于客观条件的合拍，使得这场少见的晚清官窑专拍顺利在新加坡完成。此场拍卖估价最高的二件拍品，一为编号366道光《白地绿彩缠枝花卉瓶》(高27.8厘米)，一为编号383光绪《黄地墨彩牡丹鱼缸》(径53厘米)，皆估在4万～6万新加坡币，约合人民币20万～30万元；而大多数拍品则估价在数千至1、2万新加坡币，也就是人民币10万元以下。这样的市值，对人民年平均所得达3万美元、富裕的新加坡来说，的确吸引了不少入门藏家进场，算是一场成功的晚清官窑专拍，也为这个不太受重视的品项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1993年，是苏富比拍卖公司进军香港的20周年庆，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图录，搜集了1973至1993年间各类书画文物及珠宝的重要成交拍品。在历代官窑瓷器中的清代官窑，绝大部分都是康、雍、干精品，清中晚期的官窑瓷器极为少数，只有五件出现，依年分依序为1980年11月26日编号339道光《白釉印花双兽环三足碗》(径26.8厘米)，成交价82500港元；1990年5月15日编号253嘉庆《粉彩山水人物瓶》(高27.8厘米)，成交价77万港元；1990年5月15日编号276嘉庆《胭脂红地粉彩花卉碗》一对(径9.2厘米)，成交价176万港元；1992年4月28日编号179嘉庆《粉彩山水人物瓶》(高31.4厘米)，成交价66万港元；1992年10月27日编号199嘉庆《珊瑚红御题诗菊瓣式盘》一对(径16.7厘米)，成交价46.2万港元。

　　可以发现，这五件皆属清中期官窑，一件道光，四件嘉庆。嘉庆官窑沿袭乾隆，器貌外表与乾隆晚期极似，称“干嘉器”，而嘉庆力求俭约，缩减预算，御窑烧制官瓷经费也一再缩减，嘉庆十五年十二月更下令停止官窑烧造，这也是嘉庆官窑瓷器虽不若清三代工艺精良，但相对较为稀有，也因此在“物以稀为贵”的心理下仍吸引不少买家出手。

　　至于道光一朝，则是清代正式步入衰败的时期，内忧不断，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更让中国开始进入列强蚕食的半殖民地时代，而御窑厂依定例烧造官窑，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才恢复的，但预算较嘉庆时更少，并无任何创烧物件。

　　一般来说，嘉庆朝官窑在乾隆太上皇时期的嘉庆四年前所烧造者较为精致，即属“干嘉器”；另一类是嘉庆十一年大幅削减预算后的成品，则与道光朝所烧近似，就被称作“嘉道器”。因此，清朝中期官窑在成熟文物市场中的买气，自然要以嘉庆为尚了。(楚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