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7日电 台湾《历史月刊》244期刊登文章《千古难见君臣情──唐太宗和臣子们的感情》，摘录如下：

　　古人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把君主比做老虎，站在君主身边，就像站在老虎身边一样，老虎何时发怒，是不能预料的。同样，在君主身边，也无法预测到君主何时发怒，臣子们站在君主身边，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于是臣子们为了自保，经常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讨好巴结皇帝，让皇帝随时保持高兴心情，不要触怒皇帝，这一类的臣子，很容易就变成君主身边的佞臣。另一类的臣子，他们会跟君主保持一段距离，不跟君主过于接近，以免君主发怒时，会直接殃及他们，所以这类臣子比较明哲保身。

　　高高在上的皇帝，常把臣子们看成是狗，招之则来，呼之即去，随意责骂，动怒就杀，臣子们完全不能反抗。臣子们把君主看成是虎，君主把臣子看成是狗，这种心态之下，双方怎能产生感情呢？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看，君臣之间，大多是以“利”为出发点的关系，不可能会产生感情。

　　从历史上看，君臣之间有深厚感情的事例极为稀少，如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浓厚的感情，在历史上就极少见到，这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吧！

　　惺惺相惜君臣情

　　唐太宗并没有将他的臣子们看成是狗，而是视之为朋友，他对待大臣的态度，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唐太宗说过，他对于大臣们，要“推心待之”；太宗也曾经说过，一个君主要将臣子们看成自己的手足，也要将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肌肉，手足肌肉，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君主不可以将之切割，因为一个人必然会爱护自己的手脚，所以太宗也会爱护他的臣子们。因此太宗与臣子们之间，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唐太宗是一位不爱端架子的皇帝，他常常大宴群臣，宴会完后还会和大臣们一起做诗歌咏，所以君臣之间常常会有一起吃饭、聚会、聊天的机会。他不像中国古代其它的皇帝，除了上朝之外，跟臣子们并不常见面。相反地，太宗是经常与臣子们相接触，这种经常性的接触来往，不单只是要谈国家大事，也会谈个人的生活起居、家庭状况，所以君臣之间也深刻地彼此了解对方。这跟其它的历代皇帝，也不相同，其它的皇帝在深宫中生活如何，臣子们多半是不知的，而皇帝也不会愿意去了解臣子们的个人生活究竟如何，所以在其它的皇帝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只限于谈论国家大事而已，但太宗则深入到臣子们的个人生活领域去。

　　人与人之间，要产生感情，不是只谈工作，若只谈工作，是不容易建立私人感情的，要建立私人感情，必须要了解到对方的家庭、私生活、思想与价值观念，才可能相互培养浓郁的感情。唐太宗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会主动去关心臣子们私人生活的皇帝。

　　贞观四年，宰相杜如晦病重，唐太宗亲自到他家慰问，两人相见，都痛哭流涕。不久，杜如晦就病逝了，病逝当天，太宗在宫中，吃到一个瓜非常美味，他想起杜如晦也是喜欢吃这种瓜的人，心中不禁凄凉伤感，就停住不吃，吩咐宦官将这瓜送到杜如晦的灵前奠祭他。这充分表露出唐太宗身为君主对臣子的真情至性。

　　过了几天，太宗赐给另外一位宰相房玄龄黄金袋，并对房玄龄说：“想当初如晦跟你，同心辅佐朕，如今所赐，只独见你一人了，想起来，令人伤感。”于是凄然泪下。太宗接着又说：“朕听说民间传闻，鬼神畏惧黄金，所以朕命人做了这黄金袋，希望你送到如晦的灵前，献祭给如晦。”过了两天，太宗晚上梦见了杜如晦，第二天早上，太宗就告诉房玄龄，谈起昨晚的梦，不禁感叹唏嘘，于是命宦官也把自己吃的食物送去祭奠如晦。到了第二年杜如晦的忌日时，太宗仍没忘记此事，还派了宦官到杜如晦家中慰问其遗孀与子女，这份死而不忘的情感，也是史上少见的君臣之情。

　　贞观十一年，镇军大将军段志玄生病，太宗亲自到志玄家中慰问，两人互相涕泣，太宗眼看段志玄已经病危，就对他说：“你尽管放心，朕会赐给你儿子五品官。”段志玄听闻，反请太宗将这五品官转授给他弟弟段志感，太宗照志玄遗愿，赐给志感五品之官。不久，段志玄就死了，太宗为之哀痛不已。

　　贞观十一年，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去世，太宗很感慨地对左右说：“彦博忧国忧民，劳精竭神，朕已经觉得他平常压力很大了，却很后悔没能让他多去过些休闲生活，以至于早死，朕实在很难过。”左右告诉太宗说：“温彦博家中很穷，家中并没有正寝，他过世时，他的棺材与遗体是放在一个小房间中。”我们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寿终正寝”的观念，正寝就是一个家中的正室，太宗闻言，立刻吩咐工匠替温彦博家中建造一个正寝，让温彦博的遗体可以停放在正寝上，也结束了一段君臣感情的佳话。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中书令(当时宰相之一)马周生了病，得了“消渴之症”，即是类似于今日的糖尿病，经过一年多，马周的病情仍未愈，唐太宗非常关心，为马周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盖了间住宅，让马周去住，派名医去帮他看病，并经常派宦官去探望，有时还吩咐宦官，将自己吃的御膳送给马周吃。有一次，太宗到了马周家中，见他身体非常虚弱，太宗还亲自为马周调药，令马周感动不已，太宗走后，还交代皇太子，要太子常去马周家问安。这种君臣感情，在别的朝代是很难看到的。

　　同样的例子是李绩(原名徐世绩)，李绩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有一年，李绩生病，医生开了药方，药方中有一味是用人的胡须烧成灰，做成药引，才能治疗这种病。唐太宗听到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剪掉，命人烧成灰后送给李绩做药引。然而中国古人向来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中国古人不剪发也不剃须，须发都留得长长的。太宗既然身为皇帝，他的须发自然更是尊贵，但他竟肯将自己的胡须剪下烧成灰，送给李绩当做药引，这种做法，不但令李绩感动得直叩头，头都叩出血来，其它大臣们知道后，也自然极其动容。可是唐太宗对李绩说：“你不用这样叩头，朕这么做是为了社稷，你不用如此重谢。”这种君臣之情的表现也是古来少有。

　　贞观二十二年，宰相房玄龄旧疾复发，躺卧在床，唐太宗非常挂念，于是命人用轿子将房玄龄抬进宫中，直到皇帝身边才停轿。唐太宗对躺在病床上的房玄龄痛哭流涕，玄龄也为之哽咽不已，于是太宗也命名医救治他。同时还下令，房玄龄回自宅后，仍每天由皇宫内供给御膳给房玄龄，也每日派宦官探问房玄龄病情，如果回报是房玄龄能稍微进食一些食物了，唐太宗便面露喜色；如果宦官回报房玄龄病情加剧，唐太宗便脸色凝重凄惨。太宗对房玄龄的关怀之情，臣子们也都是有目共睹。后来房玄龄病重，临死前，太宗到房玄龄的家中，和玄龄握手话别，两人都悲不自胜，哭泣不已，君臣之间的感情，表露无疑。

　　魏征是贞观年间最能诤谏的一位臣子，经常指正太宗的得失。贞观十六年，魏征生病不能上朝，太宗派宦官每天探问。魏征的家中其实很贫俭简陋，家中没有“正寝”，唐太宗此时刚好想在宫中盖一座小殿，听到魏征家中竟没有正寝的消息，就立刻要工匠们停工，把所有要建造小殿的材料送到魏征家中，为魏征盖了间正寝。才五天工夫，正寝便完工，同时太宗还派宦官送了一些很素雅的棉被、枕褥给魏征。

　　太宗随后亲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后正想讲话，太宗就抢先对魏征说：“朕知道你又要来劝谏朕不要花费这些钱财帮你盖房子，朕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另外花钱，因为这些材料本来就是要替宫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现在停止盖小殿，把这些材料送过来给你盖正寝，并没有多耗一分国家的钱，所以你不用操心了。”魏征闻言，当然感动地叩拜不已。过了几天，魏征病重，太宗又到魏征家中，抚着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并问魏征想要什么东西？魏征回答说：“臣不要任何的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

　　过了几天一个夜里，太宗睡梦中梦见魏征跟他说话，到了天明时，外朝奏报：魏征已经过世，太宗听了，大恸不已，并亲自到魏征家吊祭，还下令宦官送了许多丰盛的物资与仪队给魏征送殡。魏征的妻子裴氏，婉言拒绝，将礼物退还。太宗并没有因此责怪裴氏，还在魏征出殡的那天，亲自奔上皇宫的西楼，远远望着出殡队伍。

　　因为按当时风俗，皇帝是不能亲自为大臣送殡的，所以太宗只能站在皇宫最高的楼上，远眺魏征的出殡灵车。此外，太宗也亲自替魏征撰写墓志铭文。皇帝亲自为臣子撰写墓志铭文，并还亲自亲笔书写的，这在中国古代实在难以见到。

　　以上几段的事例，都足以证明唐太宗跟他的臣子们之间感情是至死不渝的。

　　太宗跟臣子们的感情，是建立在相互的了解上。有一天，太宗和长孙无忌等几位大臣们一起吃饭聊天，太宗就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人苦于不能自知，你们应该当面来评论朕的得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跨越古今，发号施令，无不妥之处，所以我们看不到陛下有任何错失的地方。”太宗说：“朕是希望听到你们批评我的过错，你们现在却反倒过来阿谀朕了，朕今天想当面谈谈各位的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太宗就对在座臣子们，有长孙无忌、高士廉、唐俭、杨思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都一一加以评论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毫不保留。一个皇帝当着大臣们的面，批评大臣们的优缺点，这在历史上也极少见，可见太宗对大臣们的了解非常深刻，这种深刻，也产生了他们之间浓厚的感情。

　　量大能容性真诚

　　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能建立深厚的感情，其关键在太宗。下面几点是造成他们君臣之间感情深厚的原因：

　　一、太宗心胸宽大，会原谅臣子们无心的过失：举一个例子，刘洎任官散骑常侍，有一天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在宴后，自己趁兴拿了笔就写草书。太宗平时就最喜欢王羲之的草书，他学王羲之的草书也非常成功，所以太宗的书法极好。太宗写完后，就把写的字赐给群臣，群臣们趁酒兴，就纷纷前来抢这墨宝，太宗每一幅字写完，大臣们就迫不及待从太宗手上抢过来，你争我夺。而刘洎并没有抢到，忽然心生一计，他跑到太宗御座上，到御座后面，当太宗写完一幅字，他就从太宗背后一伸手就把这幅字先抢到手里了。

　　不过这个举动，被在场所有官员看到后，大家就大叫说：“刘洎登上皇帝的龙床，罪该当死，请求陛下法办。”太宗反而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是好玩的，不用太认真啦，事情也就没有再追究了。由此可见，太宗心胸是非常宽大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明太祖差不多的一个事例，来与唐太宗相比较，并说明明太祖的态度又会是如何。明太祖身边有一大臣叫做唐肃，唐肃曾因为有一点小过错，被明太祖免官放回乡里，明太祖有一天想起唐肃，觉得可以继续重用唐肃的才能，于是又再度把唐肃召回朝廷来。有一天，明太祖命令唐肃进宫，请唐肃吃饭，两人吃完饭后，唐肃拿起筷子对明太祖作揖表示感谢，明太祖就问：“这是什么礼节啊？”唐肃就说：“臣少习俗礼。”明太祖却怒说：“民间的俗礼，怎么可以天子面前为之？”于是就以不敬之罪，将唐肃贬官到毫州。

　　其实，吃完饭拿起筷子对皇帝作揖以代表感谢，这种无心的小动作，都会让明太祖感觉到大为生气，如果这件事情跟刘洎比起来，那刘洎犯的不敬之罪可就更大了。可是唐太宗知道刘洎登上龙床只是无意之举，他也不过只是想得到皇帝的书法，才会有这无心的过失，所以不会计较他的无心之过，如此，才能维持君臣之间的感情。

　　二、理性而不猜疑：太宗和臣子们谈论事情，都能就事论事，依理论事，不以个人的好恶判断，也不猜疑臣子们的动机是什么。举个例子，太宗时，有一位太常少卿(太常寺主管祭祀礼仪，太常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长官，类似今日各部门的次长)，名叫祖孝孙，太宗有次要祖孝孙教宫女们音乐，宫女们把祖孝孙教的音乐表演给太宗听，太宗听了却不满意，就责备祖孝孙。

　　当时的宰相王珪和温彦博，就起来诤谏说：“祖孝孙是个精通音律之人，也是位文人雅士，又担任少卿，陛下忽然要他去教宫女们音乐，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们也担心天下议论这是件怪事。”太宗就很生气地说：“你们都是我的腹心，应该尽忠职守，为什么现在要护下罔上，来为祖孝孙说情？”王珪就抗辩说：“臣本来是事‘前宫’(即太宗长兄建成太子，玄武门事变时为太宗所杀)，罪已当死，陛下哀怜宽恕臣之性命，又不以臣不肖，将臣放在枢密之地，臣自当恪尽忠职。今天臣所言，又岂是为了私事？不料陛下竟然认为臣之诤谏，是为了袒护私事而责骂臣，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太宗听到王珪义正词严的话，也就默然不语了。

　　第二天上朝，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能纳谏者极少，因为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昨天听了王珪责怪朕的话，朕也觉得很后悔，各位不要因为朕昨日不高兴，就不再直言进谏了。”太宗和王珪之间的这段对话，表现出太宗是位理性而不猜疑之君主，他并没有猜疑王珪的动机是不是不正确，而是就事论事，依理论事，认为王珪所言有道理，所以太宗就愿意接受，这也维系了太宗跟王珪之间的感情。

　　如果王珪直言进谏，是遇到明太祖这般的君主，恐怕王珪早就被判以轻视君主之罪，因为王珪竟然敢说“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的大逆不道之语，若是明太祖，早就杀了王珪了。

　　我们可以拿《明史•王朴传》做为对照。王朴在明太祖洪武年间，担任御史，性情非常梗直，常常跟明太祖辨是非而不肯屈。有一天，他又与明太祖发生争执，双方辩得非常激烈，明太祖也大为生气，命令将王朴斩首。王朴被押到斩首之处，太祖又赶快把他召回，问他说：“你改不改？”王朴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

　　明太祖大怒，吩咐拖出去立即行刑，王朴于是就被杀了。王朴这一段故事跟王珪对照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理性，能克制自己的人，这是太宗能维持君臣良好感情的一关键。

　　三、太宗对臣子们有礼貌：皇帝对于臣子们，大体上是缺乏礼貌的，招之则来，呼之即去，但是太宗却是以朋友态度对待臣子。以李绩的事情为例，李绩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在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立李治为皇太子，要李绩来辅佐太子，所以任命李绩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太宗对李绩说：“我儿新登储贰，需要好的人才来辅佐，朕现在将太子宫的事情委托给你，所以任命你做太子詹事。这官位，在资历上来说，是委屈了你，请你不要见怪。”

　　这个故事说明了太宗对李绩非常有礼貌。其实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辅佐太子，对政治前途来说，是一片看好，虽然官位可能一时有点委屈，因为太子詹事的官位并不高，但是地位却很重要。且皇帝本来就可以任意调动臣子的职位的，给予一个臣子去辅佐太子，这是那个臣子的荣幸才对。可是太宗却非常客气，还向李绩致歉，这可见太宗对臣子们的礼貌是非常周到的。这也是维持太宗与臣子间，君臣关系良好的因素。

　　再举一个例子，张玄素担任了宰相职务，有一天在大臣聚会时，太宗问张玄素是什么出身？张玄素在隋朝时是一位小吏，小吏，在唐朝人眼中是被看做十分卑微的人，所以他的出身很卑微，张玄素也为之惭愧，以致回答不出话来。孙伏伽在旁边就诤谏太宗说：“陛下，您好像是在羞辱别人。”太宗立刻想到张玄素出身低微，马上就向张玄素道歉。

　　其实皇帝问臣子们是何出身，本来是很平常之事，但是由于张玄素出身太卑微，太宗问张玄素的出身，在礼貌上是有欠缺的，所以太宗立刻道歉，这是太宗对臣子们表现很有礼貌态度的又一例。

　　四、太宗能够接受臣子们的诤谏：唐太宗度量甚大，贞观年间，臣子们几乎无人不谏，而太宗也都能够从善如流。在《新唐书》卷97〈魏征传〉里面，有一段话说：“(魏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除魏征之外，贞观年间大臣们诤谏的很多，而且有时诤谏态度也非常率直，太宗也不以为忤。

　　相对地，明太祖就没有这种雅量了，我们举明太祖两个例子，可知明太祖对这方面的态度，跟唐太宗是完全不一样。《明史》卷139《李仕鲁传》：“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遂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此外，在《明史》卷139《茹太素传》也有一段记载：“(太素为刑部主事，上书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从唐太宗跟明太祖的对照，可以发现唐太宗甚能接受臣下诤谏，而明太祖不能，于是造成贞观年间君臣关系非常良好，而明太祖洪武年间君臣关系非常紧张，两者大有差异。

　　五、唐太宗拥有权力而不滥用权力：中国古代，君主的行为是超越法律之上，所以君主的权力不是法律所能规范，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中国古代许多君主，便滥用这种权力，像隋文帝、明太祖，都滥杀功臣，就是滥用君主权力的最具体表现。

　　唐太宗却非常慎重地使用他君主的权力，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太宗这句话，实际上表现出他对君位的认识，是继承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就是说，太宗此言，反映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内涵，所以太宗非常慎重，不肯滥用权力，以免为天下人“弃而不用”。由于他不滥用权力，所以就能跟臣子们和平相处，于是感情也就更佳。

　　六、太宗以朋友之道来对待臣子：中国古代的皇帝，是没有平等朋友的，因为在传统“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下，君是只有一个的，所以不会有地位相等的朋友。但太宗却把自己降格下来，跟臣子们做平等地位，用朋友的态度来对待臣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在历史上看到的好皇帝，对臣子态度较好的，也不过是不羞辱臣子而已，没有像唐太宗这样，对臣子像朋友一样的平等地位相对待。因为太宗如此，所以他不自大，不自傲。

　　从以上六点可看出，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感情的浓厚，实际上是唐太宗苦心经营得来的。唐太宗没有将他的臣子当成狗，而是将他们视为友人，如此，他的臣子们，也不会把太宗看成是猛虎，而把太宗看成是一位国君。于是，双方就不会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存在。太宗身为君主，会对友人般的臣子交付感情，而臣子对于太宗，也就会尽量尽到忠心，双方的互动，是非常人性的，于是，这种相互的交叉作用，当然就会产生一种浓浓的君臣之情。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的话，只是一个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君使臣以礼的，只有非常少的例子。贞观年间，太宗对臣子们，真是待之以礼，当时的臣，事君也确实以忠，这种忠，不是一昧地阿谀顺从皇帝，而是忠于国家，因为臣子们是把太宗视之为国君，君，一定附在国的上面，如果国亡，君也必定亡。

　　所以贞观年间的臣子们，是穿过了君，而效忠于国，所以只要有利于国，他们便敢直接指责君主的失误，这才是真正的忠。也就是说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君主一人，而是忠于国家。所以孔子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唯有贞观年间，把孔子这个理想实现了，可惜的是，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王寿南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