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3日电 美国《侨报》9月23日发表社论《中国官场风暴：以吏制改革化解危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中共建政以来先后制定和施行了不少的制度措施，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功效不可谓之无。然而在这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政治理想和现实诱惑之间存在强烈反差，仅靠官员党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要靠制度的效力。

　　社论摘录如下：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大陆官员更为紧张了——从山西溃坝事故到河北三鹿奶粉事件、从国家质量监督到深圳歌厅大火，十数名低自处级、高至部长级高官乌纱帽掉落，而国务院昨日也宣布调整、调动大批官员，既有地方大员、也有部委新贵——胡锦涛发表长篇讲话、温家宝当众表示内疚，中南海动作频频且迅速，不仅连媒体舆论感到惊讶，也令此前抱怨连连的各地百姓稍得安慰。

　　这些密集动作事实上并非心血来潮的雷阵雨，而是一场有关吏治和吏制的新官场风暴：中共在上周五(19日)于中央党校举行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主持会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宣布这项“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将在全国持续一年半时间，显示这将是中共近两年最大动作。

　　尽管外界会联想到这项学习活动犹如当年全党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但是世易时移，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新时点上，人们应该相信，中共不会用一种旧式的政治思维来框架自己、用一种走过场来宣示革新图腾。全球化的危机以及转型期的矛盾，都向这个庞大的执政党提出了挑战，以至于胡锦涛能意识到“管党治党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这种严重性。

　　即便不用学习西方行政制度，就是中国的老祖宗也有锦囊法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明主治吏，而后治民”的观念下，中国历代帝王都制定了对官吏守职的系列考核标准，其中包括德行、修养、教育以及廉洁等之种种。艰难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共同样重视治吏之法——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感慨明朝之败亡、力劝各级官员认真读读《资治通鉴》，也引用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说“治国就是治吏”。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胡锦涛提到了中共当前面临着三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而他在讲话中对各地频发的重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的反思也是近年罕有的措辞：“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事实上，中国人善谈所谓“人事”，按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解读，事者乃制度之谓也。换言之，期待官员取正，则需好的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也要官员正派。明代的《从政录》曾概括清官三种类型“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但恰恰是明朝之亡却是在贪腐行道、吏治不彰。如此辩证的逻辑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孕育出的国家性格，也是执政者追求长治久安的艰难抉择。

　　因此，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中共建政以来先后制定和施行了不少的制度措施，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功效不可谓之无。然而在这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政治理想和现实诱惑之间存在强烈反差，仅靠官员党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要靠制度的效力。

　　目前，“溃坝事故”和“问题奶粉”之类的生产和食品安全风波愈演愈烈，已经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威胁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危机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监管出了问题，也就是吏制出了问题。因此，化解危机的根本之道，除了要重典治吏、勇于问责之外，还要纵深改革、完善官员管理制度，此外并无它途。

　　在中国，改革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此次重大社会危机如果能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