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二○”和金圆券

　　5月20日就职大典那天，“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1948-5-20) 。(他的日记都没有标点符号，我的引文皆保持原貌，包括留空、误书、看不清楚的个别字眼等。)

　　在5月的“上月反省录”中，他竟还留意到以色列复国，说美俄都承认了，却遭到阿拉伯各国的围攻；为自己因忙着应付“共匪内乱”而不能相助其立国感到惭愧。

　　恶名昭著的“金圆券”就是从1948年8月取代法币上市的，到1949年7月，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虽说战场上兵败如山倒，但千万百姓毕生积蓄化为废纸的泣血哭号，更加速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逃。

　　1948年8月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当时他对金圆券上市信心满满：“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1948-8-9) 。两周后的反省录里还兴奋地记下：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1800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300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热情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其实他当然知道：人民是被强制在9月30日以前将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交出来兑换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逾期没收。

　　在8月的反省录中，蒋氏再度肯定币制改革：财政和经济专家都曾反对，而且预测必然失败，可是谁也想象不到，实行10天以后已收到2700万元之多的美钞了！得意之情跃于纸上。

　　读到这里，我不禁掩卷叹息。那一年，不计其数的升斗小民，正在往一个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渊跌落；眼前纸上的美元数目升得越高，他们就跌得越深。

　　辞庙：1949年元月

　　1949年元旦，他的日记“提要”栏除了例行的“雪耻”两字之外，还引用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两段话，然后这样写：“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1949-1-1) 。

　　接着在一周反省录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发生的情势和对策；其后几天的日记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应，同时密切注意华北战况，也不忘强调下野是为了“重起炉灶”(1949-1-17)。

　　下野前夕，蒋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别陵”。“正午到陵墓谒陵默祷此为离京别陵之纪念也” (1949-1-16) 。结果这次成了“辞庙”─—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看见中山陵了。

　　正式下野之日，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 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 1949-1-21) 。蒋氏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当此之际，蒋氏获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他觉得这是公然与他为敌了(1949-1-22“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已投降“变节”，虽说“不料”，其实三天前日记中已提及傅将家眷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心存怀疑之际当已有数了。

　　检讨反省自是难免，“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下野他有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达林)又生美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

　　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 (1949-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