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7日电 2004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女子翁帆。这桩美事一时成为华人世界茶余饭后的话题，对‘老少配’展开了热烈辩论。

　　近日，杨振宁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畅谈自己当时如何决定再寻“第二春”、思考“老少配”，以及如何受父亲影响，要做负责任的一家之主。以下是访谈内容：

　　《联合早报》：不少东方人认为人年届暮年，配偶离世，就应该孤孤单单终老。不这样做，会让人侧目。这是为什么四年前当你决定再婚，会引起世界华人舆论沸腾。然而，现在我们看你再婚这四年，人显得利索灵敏，舒泰愉悦，状态很好，这证明了你再婚的决定是正确的。想请问在再婚前，你是怎样思考这件大事。

　　杨振宁：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不过，我想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觉得满意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发挥一下。

　　年龄相差太大，代沟让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样的婚姻容易发生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年龄相同，或者年龄相差少过10岁的婚姻也会发生问题，但是几率没有那么高。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没出大问题，只有一些小问题，这可能与我们两人的个性有关。

　　我常和翁帆说，杜致礼(杨振宁亡妻)不在后，我如果没有和她重逢，我会不会和其他人结婚呢？我想我是会的。

　　我认识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派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几岁。派尔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妻子故世后，他还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他很孤单，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时间，自己住在英国。

　　我想，我是不愿意过像派尔斯那样的生活。杜致礼去世后，如果没有碰到翁帆，再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结婚的。这不表示我已经有了对象，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习惯这么猜想。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杜致礼去探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老人村。那里有千多户人家，都是退休人，我们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儿。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些丧偶的朋友，都在那儿再婚了。我想，如果没有碰到翁帆，我也许会搬去那儿，住些时候，也许就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我不愿意过派尔斯丧偶后那样的孤独生活，那不符合我的个性。

　　我查了一下统计，了解82岁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六年是个平均值，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经结婚四年，情况还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统计，一个86岁的人，平均还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岁的可能性相当大。

　　两个人如果在30岁左右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几十年的事情，以我这个年纪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你听过陈香梅和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故事吧。两人年纪相差33岁，结婚了10年，陈纳德64岁离世，那年陈香梅32岁。陈香梅后来写了一本叫《一千个春天》的书，写她和陈纳德一起过了11个春季，每一天都是一个春天，所以总共1000个春天。两人在一起，只有1000个春天是个遗憾。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初识，真正的认识是2004年她给我写了一张贺年片，寄到美国去，再转寄到香港。我后来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来看我一下，她就来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之间年龄的巨大差异是我始终考虑的重要问题，除此，没有其他问题。

　　忧虑年龄的差异，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

　　《联合早报》：后来你是怎样解除这个忧虑？

　　杨振宁：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

　　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

　　《联合早报》：很多现代婚姻，即便年龄相近，同文同种，最终也以离异收场。这让我看到一段好婚姻，年龄、语言、种族并非绝对性的重要因素。你同意吗？

　　杨振宁：对的。我想时代在改变，对婚姻的态度，人们逐渐从旧观念解放出来。

　　《联合早报》：你认为现代人对配偶的要求是不是也和从前不同了？

　　杨振宁：是的，当然不一样了。不要说100年前，就说50年前也不一样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多现代女性变成职业妇女，婚姻面对的关系和问题都跟从前不一样。这在中国和外国都一样。

　　《联合早报》：维持一段好婚姻，你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