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0日电《澳门日报》11月10日发表社论指出，《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将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是对申请人的最大保护。从完善国家赔偿机制来看，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将司法文明向前推进一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办案责任。从这一意义来说，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体现。

　　社论摘录如下：

　　不久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保障和便利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的程序性规定，对协商程序作出规定，还首次将精神损害明确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修改完善《国家赔偿法》，就是要保障公民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倘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乱作为，对公民造成损害，就应被追究责任，并对受害人作出包括精神赔偿在内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一九九四年五月通过，一九九五年元旦施行，至今已近十四年。由于当时的立法设计、观念障碍、制度梗阻等原因，该法在司法实践方面一直不尽如人意。包括归责原则单一、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赔偿程序极不科学等立法之弊，引发法学界的批评和建言改革。该法竟沦落到被嘲讽为“国家不赔法”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门坎高、标准低、范围窄，使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补偿，如公民无辜被抓，被羁押数百天后被证明无罪，所得赔偿日均不过数十元的案例：

　　七年前，陕西一名为麻旦旦的女子被公安屈打成招诬为卖淫并被关押，后来麻以自己仍是处女的医学证明才洗刷不白之冤。但最后却以麻旦旦获得七十多元的“国家赔偿”了结；湖北男子畲祥林因为“杀妻冤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十一个春秋。畲祥林提出申请国家赔偿近四百三十七万元，结果只获得四十五万多元的赔偿；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案受害者焦振生，在讨回二十五万元投资后，反而被万里大造林公司以敲诈勒索罪起诉，被羁押二百一十九天。最后，科尔沁区检察院按照《国家赔偿法》，只赔偿焦振生被错误拘留、错误逮捕、违法羁押二百一十九天期间的二十一万余元赔偿金，而对于焦振生提出的羁押期间造成多种疾病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其它要求，均未能作出赔偿。

　　《国家赔偿法》虽有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应当赔偿，但赔偿只限定在医疗费、误工费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直接损失的范围内，并未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对于精神损害，只规定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现实社会中，公民侵权造成他人精神损失的，须承担精神损失费，国家的行为造成公民精神损失，却不予赔偿，显然于理不合。首先是，国家机关和公民作为赔偿主体本来就是平等的，国家毫无理由作为特殊主体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次是，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早已司空见惯，且在《民法通则》明文规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而《国家赔偿法》不予支持精神赔偿，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家赔偿体系；此外，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的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一旦侵犯后则有责任进行赔偿。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强势地位，其侵权行为对公民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大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因此，提高赔偿标准，扩大赔偿范围，增加赔偿程序的公正公开，是还原法律尊严最基本的方向和途径，也是洗去恶名的最好方式。该法修正案草案将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是对申请人的最大保护。从完善国家赔偿机制来看，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将司法文明向前推进一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办案责任。从这一意义来说，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