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摘自台湾《历史》月刊250期 作者：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