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8日电 美国《世界日报》11月17日发表社论指出，一场重大的危机，既可能带来经济的冲击和社会的损伤，但以中国大陆这种转型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通常与体制的重大改革相呼应，两者如有机会结合，则会带来经济的跃进、社会的前进、政治的进步。 在这个层面，中共“内需新政”的登场，在政治撞击中和体制变革下，会有更深层的历史意义。

　　社论摘录如下：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可能的经济衰退，中国大陆既面临外部冲击，又遭遇内部的挑战，已不大可能像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般，经济一枝独秀。面对危机和压力，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已成重要的理政目标，但更长远的目标，则是扩大内需。

　　中共17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而自己的事情首先就是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大陆国务院已陆续推出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两年投资4兆元人民币的计划，图以之稳定经济、扩大内需。本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来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时，将更进一步地将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细化。

　　中共当局为何决定扩大内需？较为直观的解释，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经济靠进出口贸易、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由目前国际形势来看，危机将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除了外来投资势将全面收缩，中国大陆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将缩减。要想稳定经济，就只能靠内部投资和消费来拉动。

　　更进一步的观察，则是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中国大陆依靠外资、外贸，高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了30年，现在就算能躲过灭顶之灾，因内部需求的基础薄弱，也可能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于此扩大内需政策坐上头把交椅，不仅是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更是经济体制的重大结构性调整。

　　扩大内需的口号，并不是今天的中共领导层喊出，短期来说，是喊了10年的口号。至少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后，就有扩大内需的决策。但因收入、住房、医疗、教育以至社会保障体制的短缺，民众未有响应，又因理政体制的重增长、轻民生，扩大内需一直是束之高阁，未有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推动中国大陆经济高速成长20多年，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引外资、扩外贸的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但轻视消费，漠视内需，既形成了经济的短板，更助长了体制性弊端。这也令今天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目前中共领导人、大陆经济界也普遍承认，扩大内需是知易行难，但他们看到的难，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疗、教育体制的改革，需要时间，而只有消除后顾之忧，民众才敢消费，市场才活跃，内部需求才能展现。

　　因而这一方面的进展，不用我们分忧。但还必须看到的，是扩大内需将带来政治撞击和体制变局之难。首先看政治撞击，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大陆走外需拉动型之路，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讲增长，讲引资、讲出口。中央对经济、对社会的控制力，地方追求政绩和利益的动力，均来自于斯。由之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控制体制。一旦改弦易辙，将带来的政治撞击，力度可想而知。

　　外需为主、增长挂帅，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体制的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有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还影响到政绩考核、干部选拔等在内的体制。反过来说，当扩大内需成为发展主调，不仅将出现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与之相配合的，还将有经济、社会等体制的一系列改革。

　　一场重大的危机，既可能带来经济的冲击和社会的损伤，但以中国大陆这种转型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通常与体制的重大改革相呼应，两者如有机会结合，则会带来经济的跃进、社会的前进、政治的进步。

　　在这个层面，中共“内需新政”的登场，在政治撞击中和体制变革下，会有更深层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