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26日载文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必然要不断深入和扩展。加强对外国国情的把握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开放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体系，使之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而不仅局限于中国自身有限的资源和“友人”渠道，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之路上必需的突破。

　　文章摘录如下：

　　外国人经常被中国人指责“不了解中国”。笔者认识的一位BBC(英国广播公司)编辑抱怨说，每次和中国官员打交道都要听一遍这样的说教。

　　事实上，外国人一直都在努力了解中国。举个简单的例子，每次他们访华一定会避开五一、十一、春节等中国的节假日，还有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这种繁忙时期。而中国的访问团经常在圣诞节、复活节，还有7、8月英国人普遍休年假的时候来访，显出对英国基本国情的无知和无视。

　　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或许不够，但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更差。

　　笔者认识的外国人中，凡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几乎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中国人或许对好莱坞的明星、外国的名牌商品和旅游胜地已经不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但一旦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情况，立刻显出一知半解，对外国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常常摸不着头脑，对外国的政策走向常常判断失误。

　　实际上，中国人自己对这一点也不否认。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实际上始终都有一种了解外国，特别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渴望。政府也一直在投入更多人力和财政资源加强对外国的研究。

　　随着30年发展成就的积累，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在不断上升，但想要加深对外国理解和认识的动力依然十分强大。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中国对外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仍有如此的不足？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研究系统仍然很封闭。研究外国的课题都是由国内的机构和学者承担。

　　这方面不妨把中国和西方国家比较一下。中国人总认为西方靠研究中国吃饭的很多学者并不真正懂得中国，那么，中国的学者研究了几年美国、法国是否就一定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准确的把握？

　　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了大量中国人来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和教学。西方政府和公司也经常雇中国学者来完成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在不少西方机构里，中国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

　　此外，西方机构还大量委托或资助中国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研究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西方这种开放的研究体制中国是否有必要借鉴？

　　中国人并非不重视向外国专家请教，并且也常就如何与外国打交道问计于各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名人，但这种零散的交流不能替代集中、系统的研究。

　　再有，中国国内很多机构还习惯和外国人接触时先鉴定对方对中国是否“友好”。对“友好”人士和机构就感到十分亲近并愿意多交流，对“不友好”人士和机构则害怕或拒绝多打交道。

　　这样一来，一方面中国和外国沟通的范围就受到限制，因为“亲华派”在某一时期可能只代表某国的部分精英，甚至不是主流。“亲华派”人士介绍的外国情况未必全面。

　　另一方面，很多外国人都了解一些中国人爱听好话、亲近“友人”的心态，因此难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次去中国都说一些中国人爱听的话，无助于中国人了解外国全面、真实的情况。

　　即使比较真诚的外国人士也可能因为一些中国人对批评意见的承受力较弱而不得不说话小心谨慎。不仅西方人如此，一些海外的中国人也可能在面对国人时选择多说甚至只说好话。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必然要不断深入和扩展。加强对外国国情的把握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开放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体系，使之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而不仅局限于中国自身有限的资源和“友人”渠道，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之路上必需的突破。(卢宜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