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池步洲当时是在军委会技术室工作，专事破译日方密电，而张令澳是在侍从室情报组工作，直接负责审阅和处理从技术室送来破译的密电，且张对池及技术室的其它同事都极为熟悉。

　　据张张令澳忆述，当时技术室破译的情报数据一律均须先送侍从室处理，绝不能自行对外。每日送来的破译密电多则数十通，少则五、六通，但从未见到过有关珍珠港事件的重大情报。

　　据张令澳回忆，国府军委会技术室在抗战时期只是破译过日本外交方面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如向海外使领馆拍发通报性质的电文、外交官员例行的人事调动，以及中国海域水文气象报告和海运物品、船只航行等资料。

　　这类电讯密码，是按日语拼音用罗马字错乱排列而成，一旦掌握其规律，并不难破译。

　　但日本的军用密电码系统则要复杂得多，电码各有别异，尤其是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最为深奥，在整个战争时期有关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重要密电码始终未曾被中方及时破译过。

　　更兼日军偷袭珍珠港是一件极其重大而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且是日本孤注一掷对美方的一项军事冒险行动，密电码怎会那么容易破解呢？

　　况且斯时日本的空军不是独立的军种，系隶属于海、陆军两个系统，其所使用的绝密电码当更为复杂，又如何能轻易被中方破译？

　　更为巧合的是，事隔半个多世纪，张氏和池氏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相逢了。池研究的是日本战争时期的台湾经济史，张研究的是日本在东北的南满铁路史，两人经常碰头见面，却从未听池氏提起过在重庆时期有过破译日本军方偷袭珍珠港事件密电一事。

　　张令澳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大陆南京和台湾台北都已先后开放原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各类档案材料(台湾则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大溪档案》)，但均无中方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记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旬，军委会技术室确曾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应该就是前述十二月三日的那一份密电)，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使领馆，要他们限期销毁各类文件，准备撤侨。

　　侍从室签注的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当时在重庆)，并电告中国驻华府武官转达美国军方，侍从室随即将此密件呈报蒋介石，蒋阅后批示“可”。

　　这是有关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唯一有间接关系的一份电报数据，但这份数据仅说明日本有扩大侵略、直接对美作战的意图，而并没有将要突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

　　此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约三个星期(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国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曾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得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由此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的意图。侍从室情报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迅速密呈给蒋介石，蒋阅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

　　但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此引起充分重视，也未及时做出对策，以致后来使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损失。

　　从以上两方面所得的情报说明，日本确实已有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扩大侵略的意图和准备，并不惜和美国开战，但并无中方破获日军究竟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突袭珍珠港的任何情报。

　　当时直接掌握核阅技术室送来破译密电情报的除了张令澳外，还有第六组(即情报组)组长唐纵和副组长邵毓麟(他们是主要审核主管)，他们两人遗留在大陆的日记和在台湾《传记文学》刊出的回忆性文章，都已公开出版，也都未曾有关此一重大事件密码破译的片言只字。

　　由此看来，张令澳所提供的回忆材料应该比较详尽可靠，而认为池步洲破译日方偷袭珍珠港计划的密电一事，实有些牵强附会。

　　(摘编自美国《世界日报》 作者：佳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