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5日电 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特点是：切实调整内需与外需的比例，逐步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依靠国内市场繁荣带动经济增长，有效减少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程度，有效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富裕起来。

　　文章摘录如下：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具有很高含金量、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原因不仅是它召开的时间正值全球经济颓势之际，也不仅因为明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日，经济就往往不再单纯属于经济，它会被赋予更多的非经济意义。会议且突破了例行公事式的陈规俗套，对今后几年甚至更长一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带有转折性的指导思想。笔者以为，这些具有转折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会议提出的几个“第一次”──

　　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要切实调整内需、外需比例，逐步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会议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有效提高消费率，要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置于令百姓消费增长的基础上。

　　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优化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

　　这些“第一次”均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大局。无论它们是第一次提出，还是第一次被承认，或是第一次被认可，都说明中国决策层具备敢于在危机时刻大张大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的气魄，这种与时俱进的锐气和勇气，值得称道。应该说，这次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精细缜密及时判断我国国情和世界经济走向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次实事求是精神的胜利。

　　要真正把会议的精神贯彻到明年以至更长一段的工作中，却绝非易事。首先是各级政府和政策制订者要对当前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急剧变化有一个清醒判断。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已经部分消失要有充分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谈到过中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的问题。当时他所说的这个“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世界规模的战争打不起来，世界大潮流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邓小平在深圳和上海又多次提出，世界给中国的机会不多，要抓住机遇快一点发展。显然，在这个时候，他所说的机遇和机会就不再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是指中国要择机大步进入经济全球化大市场的问题了。

　　应该说，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贻误战机。我们利用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和商机，迅速打造了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制造业体系，使全世界生活日用品中的60%以及大部分制造业产品都打上了MADE lN CH1NA的标签。我们利用战略机遇期，进行了千年未有的国土整治，与此同时钢铁水泥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许多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高速公路水坝机等等都从极为匮乏走向了世界领先地位。山河再造，神州昌盛，一句话，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让中国发生了沧桑之变，为中国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打下了丰厚扎实的基础。

　　然而，上天并不总是厚待中国，幸运也不会永远与我们如影随形。2008年，经过了前所未有的大悲─四川汶川地震；又经过了前所未有的大喜─北京奥运之后，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衰败终于与中国不期而遇。世界经济增速的减缓、下降、倒退，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难以为继，这些衰退状况已经非常现实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中国人：邓小平曾经预言过的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部分成为过去，他老人家所指出的中国可以借助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已经基本走到了终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悄悄隐匿而去，中国各级政府和各级决策部门的“头头脑脑”在思想上都必须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

　　这个转型的特点就是：尽快改变外贸依存度偏高等失衡问题，切实调整内需与外需的比例，逐步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依靠国内市场繁荣带动经济增长，有效减少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程度。而要依靠国内市场的繁荣带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效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富裕起来。只有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扩大内需中最突出的位置上，只有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置于百姓消费增长的基础上，才会使中国从非消费型国家变为消费型周家，也才会使中国经济获得真正持久健康发展的永恒动力！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就业、缩小城乡差距等措施之外，我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农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随着按劳分配与多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收入制度的实行，劳动本身在要素竞争中渐呈弱势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据不完全的统计，早在2005年中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就仅为36.2%，比1983年还下降19.8个百分点。这种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或更低。不言而喻，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就是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然如果仅从增长而言，中国的劳动所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是快的。1978至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我国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7%，尽管与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有所逊色，但依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指标。

　　劳动收入在GDP中比重过低的现象不仅直接造成了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的不平衡；而且扩大了收入差距。国家虽然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这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稳定。毫无疑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分配的结构中。这是此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引申出的思考，也是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应有之意，更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独特国情的大国构建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