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5日电 香港《文汇报》12月25日发表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撰写的文章指出，越南不仅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更根据越南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形成了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并且以此推动越南的现代化建设，使越南成为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东盟发展潜质最大的国家。越南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也引起广泛关注。

　　文章摘录如下：

　　越南经济在上半年遭遇了危机，货币贬值，股市楼市大跌，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一时资金链紧绷。5月越南领导人农德孟紧急访问北京，求见胡锦涛，讨教应付经济危机之道。此后越南经济逐渐稳定。如果越南经济危机是在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发生，其后果肯定更为严重，恢复也更困难。中国改革开放具国际影响，越南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上周去越南，在河内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研讨会，会后去胡志明市，领略了这个越南最大都市的风貌。

　　研讨会由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主办，香港亚太21学会、浸会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协办；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越南研究中国的学者；亚太21学会会长黄枝连教授、李思名教授与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来自北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学者与来自浙江的学者与民营企业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越南举行这个研讨会，是因为越南官方十分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且不断借鉴。出席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发言中指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越南与中国有最多的共同点，包括历史的、文化的、人种的和政治、经济制度。此言极是。

　　综合越南学者的发言，可以看出，越南不仅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更根据越南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形成了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并且以此推动越南的现代化建设，使越南成为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东盟发展潜质最大的国家。越南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也引起广泛关注。

　　越南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比较深入，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共思想理论的更新、执政理念的发展、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到经济体制改革、特区建设、社会发展、教育、文化与法制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涉及，他们的研究不是象牙塔式的，而是为越共的决策提供依据与方案。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阮春胜透露，自从1991年越共与中共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高层已经举行了四次联合研讨会，交流各自改革开放的经验，例如有关三农问题、党建问题等等。越南不仅在研究中国近年来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对于本次研讨会上浙江学者介绍的浙江民营企业经验，也饶有兴趣，越南北方最大的港口海防已经和浙江开始合作在当地复制一个类似义乌的小商品城。

　　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至今在越南各地，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传统文化如节庆习俗、宗教文化如儒家道家乃至于天后娘娘、社会文化如姓氏、中国象棋以及越语中的政治经济词汇。越南有一个电视频道“天映频道”专门播送中国内地与香港影视作品，也没有字幕和配音，估计能够看得懂的观众不需要。也有电视频道播送中国的电视剧，有越语的讲解(不是按角色的配音)。书店有金庸小说、当代中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邓小平、胡锦涛、温家宝的传记。

　　不过中国的商品在大城市不多见，日本、韩国的商品特别是电子类商品和摩托车占领了越南的主要市场。在胡志明市遇到的一位导游，其所用的手机是中国的山寨产品。

　　1975年越南武力统一(“解放”南方)，在南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百业萧条。当时越南领导人追随苏联，不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是穷兵黩武，试图建立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入侵柬埔寨，东南亚国家人人自危。越南排华，导致了1979年的中越战争，苏联却没有也无力出手相救越南。越南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统一后却无法让人民吃饱。1986年越南与中国关系仍然紧张，就开始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榜样，先从农村实行大包干，粮食很快就丰收并且开始出口。1991年越共领导人阮文灵应邀到成都与中共领导人会晤，阮文灵对江泽民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引自《列国志·越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成都会晤之后，中越党与国家关系恢复，越南的革新开放也蒸蒸日上。

　　胡志明市在越南的革新开放进程中作用十分重要而独特。西贡原来就是南越最大的港口与工商业中心，有大量的华人；统一前后华人纷纷逃亡，胡志明市在解放后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1986年革新开放，距离解放只有11年，由于市场经济的根基尚在，春风吹又生，华人经济也开始重新活跃。台湾与香港的资本大举进入越南特别是胡志明市，该市重新成为越南的经济中心与对外开放窗口。近年一些流亡海外的越南人也开始回到祖国投资。

　　河内与胡志明市的摩托车洪流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胡志明市，在交通繁忙时刻，街头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大军，噪音震耳欲聋，一方面反映了公交的落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