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1日电 《香港商报》10日刊文说，世界各地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几乎每个地方的政府最后都难逃出资救市的行动。当危机已形成时，救市与否，社会都一定要付上代价。救市后遗症不能小觑。

　　文章摘录如下：

　　去年9月至今，全世界正一同经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并见证了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金融体系革新。自2007年起，美国次按危机的潜在问题开始浮现，多间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录得亏损，金融界巨头一间接一间宣布清盘或沦为被低价收购，随着高盛和摩根士丹尼的银行控股化落实，叱咤多时的投资银行神话已不复存在。

　　随着金融机构骨牌式的倒闭潮，一项又一项政府救市的政策也应声而起。先是美国政府同意承担亏损以助贝尔斯登寻得买家，直至闹得几许风雨的美国救市方案几经修订后终于获得国会通过，外界更预计美国政府在是次风暴中的开支将可能达数以万亿美元。

　　而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欧亚各国亦没能置身事外，各国央行纷纷向银行注资，或是像香港般提供存款全额保障，以稳定国家金融体系。一时间，政府干预市场变得理所当然，虽然绝大部分民众均认同美国政府及各央行的救市行动，但反对政府插手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危难当头，到底政府应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才最为恰当呢？

　　我们很难为金融危机拟订一个很精确的定义，此处主要探讨一些因为经济泡沫爆破而引致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事件。另外，这里讨论的政府干预行为是指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做出的个别处理手法，如借贷计划、保障存款者或使企业国有化等。平时政府透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做出的干预则不在此论。

　　经济学角度与现实的矛盾

　　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分析，救市行动的确破坏了市场自动调节的机能，打乱了市场的供求关系。这正是众多经济学家写联名信反对美国政府救市方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经济学认为“无形之手”的市场力量能迅速找到供求关系下的平衡点，政府的干预是多余的，企业失败显示其管理不善，倒闭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加以援助，只会令资源无法更有效地分配到其它经营得更好、更值得投资的企业身上。

　　现实环境中，大部分提倡自由市场主义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对市场作出有限度的间接性干预。但我们不难发现，当有重大的金融危机出现时，政府直接动用储备救市或救面临破产的大型机构的例子屡见不鲜。

　　1980年至1996年期间，至少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出现银行业问题，大部分政府都动用了占其GDP 4%至40%的金额帮助银行业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包括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世界各地在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暴冲击下，几乎每个地方的政府最后都难逃出资救市的行动，分别只在于方法及速度而已。当危机已形成时，救市与否，社会都一定要付上代价。

　　救市存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最为人所担心的救市后遗症。美国伊利诺大陆国民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于1984年出现问题时，监管当局预计，如果任由它倒闭，多于1000间其它银行恐怕也难独善其身，因此国会将连同伊利诺大陆国民银行在内总共11间金融机构列入“大得不能倒”的名单，为当局日后在金融危机下对这些机构赋予协助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

　　但与此同时，这进一步使企业认定政府会在最后关头予以援手，无疑间接地鼓励企业更进取地继续投资高风险的项目，而轻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为政府的救市行动有如为它们提供免费保险，在无后顾之忧下，当然以先赚取眼前利益为快。而投资者亦因此有恃无恐，政府的“包底”行为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了解其投资对象的财政状况的积极性。

　　所以当泡沫形成时，即使不少企业和投资者都深明泡沫终有一天会爆破的道理，同类事件依然一再发生。这证明我们不能轻视问题的重要性。

　　长远来说，随着越来越多大得不能不救的例子在世界各国发生，深化政府救市的必然性，“道德风险”将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带来更多经济和社会的动荡。由此可见，救市的成本可能包括牺牲市场日后的隐定性，并不一定比不救市的打击轻微。(苏伟文、李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