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7日电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文章说，没经过陈水扁弊案，不知道人可以这么贪；没经过陈水扁弊案，也不知道政商关系这只巨兽，竟能如此丑恶恐怖。

　　原文摘录如下：

　　陈水扁、吴淑珍的权力与贪欲互成正比，他们的权力愈大，政商网络愈织愈密，贪欲也就愈大。初入政坛时，他们跟豪门巨富尚未攀上关系，金主多是义挺党外的中小企业人士，这些早年和扁家熟识的人，只要没被陈水扁愈来愈大的权力冲昏头，未绞尽脑汁钻营更大利益，幸皆未卷入扁家今天的贪渎风暴。至于与扁珍一同腐化的人，如南港案中的吴淑珍同学蔡美利等人，则从早年的情义相挺，恶质演变到几乎全家族都成了扁的共犯，施压政府机关，特权招揽工程，甚至还当起了金钱游戏的掮客，透过政商特权，四出藉端藉势聚敛钱财。

　　扁家是从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开始陆续累积所谓的“政治献金”，也开始陆续把钱移往海外。但直到陈水扁“总统”首任，恐没人相信以批判黑金著称的他竟会大搞政商关系，贪污至此地步；机要费案爆发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陈水扁就任宣示薪水减半根本是玩假的，因为扁家运用发票按月抱走了远超过他薪资的大笔机要费。红衫军反贪倒扁，静坐凯道一个月，陈水扁人前声色俱厉痛批指控他贪腐的人，吴淑珍人后却闷声不吭地拼命搬钱汇出，这些来自企业大老板的钱，其数额在吴淑珍递给特侦组的陈报状里，就至少有十八亿之多。

　　那些向扁珍进奉上千万到数亿不等佣金、贿款或献金的企业大老板，从机要费案提供发票的贵妇人们，到南港案行贿评委与官员的营建业者，乃至“二次金改”涉案的金控董事长，以及高科技大老板们，他们攀附官邸各有动机：有些人是拥有了财富，就爱围着权力人物打转，以进出官邸为荣，甚至以红顶商人自居，炫耀于众。另有些人虽对扁家无所求，但因为大家都给官邸送礼，自己岂可不送？彷佛送了礼就等于买了政治保险。再也有些人却是为了企业的财务危机，或企业的扩展需要，捧着大笔钞票买竞标的入场券，或寻求财务解套的机会。他们的动机不同，后来的命运亦未必一样，其中有些已经东窗事发，另有些尚在风声鹤唳阶段，但此际应皆是悔不当初。

　　台湾的政商关系原本并非如扁案中所暴露这般恐怖丑陋。两蒋威权时代，政商泾渭分明，那是政商分离的年代；哪个官敢开敞后门，或与商贾殷勤酬酢，一经发现，其结果难有侥幸。蒋经国甚至因女婿是商人，而耿耿于怀多年。李登辉执政时代，政商首度合流，他不但曾公开说过“政府的责任就是替资本家赚钱”，也一改过去政治人物与商人的“后花园式”的关系，把政商关系堂而皇之搬上台面，文武百官与工商人士餐聚也见怪不怪，国民党党营事业大掌柜刘泰英更成为政商网络的核心。但即使在黑金大门初开的那个年代，还少有哪个政务官敢搞对价关系的政商互动，遑论将数十亿不义或不法之财，神不知鬼不觉地洗出海外。

　　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初期搞政商关系以李登辉为师，后期则青出于蓝，政商关系从豪门巨富第一代延伸至第二代，从传统企业扩及到金融与高科技领域，三级贫户之子俨然已成政商两界的共主。其结果则是从“府”、“院”到“部会”，涉弊遭诉的政务官数目创下史上最高纪录，到最后连他自己及其家人也成为贪污罪的被告，堂堂“总统”下台后竟成阶下囚，丑闻传遍全球。这些骇人的政商共犯逐渐曝光，虽是陈水扁害了那些企业主，但亦何尝不能说是那些企业主纵容了陈水扁？

　　扁家弊案是政商关系的负面教材，扁珍贪婪的嘴脸堪为来者鉴戒。台湾要走向清明政治，有权力者就得摒除金钱的诱惑，不可以权敛财；同样的，企业主非但要有胆子对主政者的需索说不，亦不可用金钱污染政治来换取不义不法的企业利益。

　　就政商关系言，扁案是从政者的前车之鉴，也是企业界的血泪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