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30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30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一个正准备走向伟大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庄严和庄重感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慰藉集体遇难者、不举行公祭和追思的社会。至少在清明时分，各地对在灾难中死去民众做一番公祭，也应该是有意义的。

　　文章摘录如下：

　　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正是被法定为假期的时刻，中国大陆各地因时而动，再次掀起“公祭热”。不仅公祭黄帝、炎帝，就连他们的祖先伏羲、华胥氏，以及孔子、老子等都要公祭。有媒体指出，在热热闹闹的“公祭”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些应当纪念的身影，那就是为国家和民族付出身躯的先烈。此番提醒固然不差，但是，我们以为，享受公祭的还应该有那些在各种灾难中不幸死去的人们，比如，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死难的人们；比如，上个月在中国山西遇难的74名矿工。

　　民众因为灾难而集体死亡，对一个民族肯定意味着更多。因为在所有的文化和时代里，死亡并不仅仅是死者的事。但是，现在，国人——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对一连发生的民众在意外事件中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反应，让人们时而会痛切地感受到一种感情的消失。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在同胞们遇难的地方、在飞机坠落的现场、在发生矿难的矿井的出口、在村民倒卧的田埂上，会有表示慰问的鲜花？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公祭、送灵的法会转向这些故去的人们？

　　不仅有孔夫子“慎追追远，民德归厚”的名言，有老子“安生重死”的训导，其实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生重死的民族：对葬仪总是予以极大的关注。

　　如何庄严地送走死者、如何慰籍生者，如何使全民族真正体现出“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因为同胞的死亡而心灵有所触动或可以寄托悲痛，是任何国家都郑重对待的事：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将9·11变成一个全民族的纪念日的用意！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电视屏幕、报纸和网络上，对于民众在意外事故中的大规模死亡，有的只是尽责诘问的事故调查人员，有的只是不怕麻烦的政府机关或保险公司的理赔员，有的只是全力保护现场的警察。如何对待遇难者和他(她)们的亲属的悲痛和心灵，却没有着墨？

　　没有为死者举行的公祭大会，没有为慰灵而举办的宗教人士进行的法会，没有志愿者为远来处理后事又对悲痛欲绝的亲属进行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一切过程的处理都符合程序。但如果对灾难的处理“程序”只向全社会、向儿童、向所有关注的人们展明：死了就是一个人死了，就是一个几十千克或一百多千克的肉体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终结，那就失去了一些意义。

　　一个正准备走向伟大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庄严和庄重感的民族，不应该是没有慰藉集体遇难者、不举行公祭和追思的社会。在她的前进历程中，在她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肯定不会只经受崛起时的欢呼雀跃。她也一定需要(或者肯定会经历)全民痛心难过、纪念、慰藉和被慰藉的时刻。因此，至少在清明时分，各地对在自然的、人为的灾难中死去民众做一番公祭，也应该是有意义的。(黄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