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3日电 香港《大公报》12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妨把“问责”作为切入点，这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得实惠”。严格完善周密的“问责制”说到底是一种倒逼机制，只有把问责与百姓相结合，把问责与舆论相结合，把问责与淘汰相结合，才会消除行政监管的官僚弊病，才能清除那些对公众利益麻木不仁者、尸位素餐者。

　　文章摘录如下：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妨把“问责”作为政改的切入点，这不但更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赞许，也完全符合时下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得实惠”。

　　还记得“限塑令”吗？去年6月1日，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中国正式实施了“限塑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大张旗鼓宣传的“准法令”，在近一年后的今天，它的效用却几乎等于一纸空文！

　　在遍布城乡的成千上万小商品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里，那些一度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依然在满“场”飞舞。原以为“限塑令”一颁布，生意就做到头了的生产厂家，不但依然故我，批发商甚至还表示，越是超薄的被禁的塑料袋越好卖。便宜啊！

　　透视“限塑令”一年来从大张旗鼓到偃旗息鼓的过程，正视并解剖这项利国利民好规定近乎无疾而终的事实，我们就能看到某些行政管理(包括执法)部门在迟作为、懒作为和不作为上，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众所周知，中国消费者知道“注水肉”这个词是在1985年。当时，人们获知，不法分子竟会在猪牛屠宰前后，使用各种手段给猪牛的胃、心脏注水，增加重量，把水钱变成肉钱。这种卑劣行径震惊了舆论，曾受到举国上下的痛斥。可是，从1985年到如今的2009年，“注水肉”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比给猪牛肉注入有害物质更可怕的，是这种“注水”行径竟然成了某些肉类市场的潜规则。在那些地方，肉贩子会毫不掩饰告诉你，不注水的和注水的是两种价钱，差额在一倍左右。明码，童叟无欺。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这种危害持续了二十四年？是什么使这种危害竟然会成为了某种规则，尽管是“潜规则”？是什么使这种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甚至生命的商业欺诈、犯罪行为能够如此横行无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职能监管部门，出在这些部门中的公职人员对关乎公众利益和消费安全事件处理的迟缓、麻木、懈怠、冷漠上。这是迟作为、懒作为、不作为，说白了就是一种公务渎职。

　　监督与促进公共权力的有效使用，大力消除迟作为、懒作为、不作为现象，加速推进公共权力部门、职能监管部门的改革，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直接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直至消费安全、基本生活秩序有无保障的大问题。

　　当然，如果真要把对公共权力部门实行严格“问责”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或曰基本前提。第一，要真诚地欢迎并坚决地支持舆论监督。没有什么比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感受更为及时更为贴切的了。只要能保证媒体在表达社情民情时的畅通无阻，自会形成针砭时弊的舆论。

　　第二，就是要鲜明地确立“问责”标准。说到底，所谓“问责”标准就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标准、坐标和基准线。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随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形成，出现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中国改革的标准、导向以及如何评判公共权力部门有无作为的尺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实，严格完善周密的“问责制”说到底是一种倒逼机制，是由社会公众选择公职人员的过程。只有把问责与百姓相结合，把问责与舆论相结合，把问责与淘汰相结合，才会消除行政监管的官僚弊病，才能清除那些对公众利益麻木不仁者、尸位素餐者。(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