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0日电 美国《侨报》日前刊出署名文章说，应当说，一周前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因泰国政局动荡而流产，给了博鳌一次扮演“关键先生”的机会。它的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是为亚州找寻出路。从伦敦到博鳌，论坛如何取得真正成果？

　　文章摘录如下：

　　不可否认，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把在中国博鳌举行的亚洲论坛放大了。伦敦20国集团(G20)峰会刚刚落幕，观察家们就迫不及待地将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从那里发现拯救世界经济的新气象。而参会人数和规模均创历届新高的事实，也表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对本届论坛寄予了厚望，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寄予了厚望。

　　然而，本届论坛能否突破形式局限，取得实质成果，最为关键。

　　目前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和职能，G20峰会只能把各国间的共识、分歧和应对危机的观点全部摆到桌面上。峰会确认向IMF注资并加强金融监管，但早在会前各成员国就已讨价还价并妥协过。峰会的最大成果是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1.1万亿美元援助，但原先争议的各项议题，如美元地位、注资与监管孰轻孰重、发言权比例调整及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等，依然没有达成满意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伦敦公报”并非所谓的“新版布雷顿森林体制”。

　　应当说，一周前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因泰国政局动荡而流产，给了博鳌一次扮演“关键先生”的机会。它的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是为亚州找寻出路。

　　据统计，200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额只占该地区外贸总额的49.7%，而欧洲内部的贸易额却占该地区外贸总额的73.5%，这显示亚洲内部经济循环与欧洲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面对金融危机挑战，亚洲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区域外市场的模式必须加快转型，形成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新发展模式。这个“内需”既包括亚洲各经济体内部的消费，也包括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博鳌论坛的参与者，除了政府首脑，数量更多的则是早已卸任的政要、智囊人士和企业界代表，因此，论坛应发挥这种特色，给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对话创造条件，尽可能地促成具有可执行力的合作协议。在论坛中洽谈，意义更大。(任振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