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已过九十年，然而与之相随的白话文运动，仍是经久不淡的话题，争论亦此起彼伏。

　　一般而言，对白话文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常归功或归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个杰出人物。

　　其实，语言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语言文体的兴废，非只靠几位精英提倡、行政命令与国家行为所能速定。一种语文体被新语文体取代，一般要经过漫长的积累、异变，甚至激烈的冲突与嬗变。

　　白话文之兴，远在五四之前，不少于几百年。在宋话本、元杂剧和散曲、明清戏曲中，众多民间说唱艺术里，白话文写作逐渐成熟。到了明清小说里，白话文创作水平已达巅峰。《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文学经典中的白话文学语言艺术，已达至今未能超越的高度；明清两代的侠义小说、言情小说，还有晚清的政治小说，其作品的白话文学语言也各具特色、繁花似锦。

　　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已临危亡，向西方学习以图强成了当时中国人唯一可见的救亡路。而这种学习碰到了文化上的障碍，首先是语言形态的障碍。

　　中国古典传统教育强调对整体原理概念的把握。明清以降，对学子授教的基本是伦理化的理论学说，其内容多是千百年不易的原理，这些原理可作多种模糊的演绎解释，演绎解释方式又显得僵化呆滞，学习方式和研究方法基本是述而不作和替圣人立言式的，不容创新，视标新立异为异端。

　　中国古汉语文体，是文学性的乃至是诗性的，要靠感悟去把握，高雅精深。西方科学教育的模式，原理概念清晰严密，知识学问可以细化详述。中国古汉语文体不能完成表述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使命。而且，掌握古汉语需要长期训练，不利于普及教育，让大众迅速掌握文化，开民智以强国。

　　于是，五四时代的先进人物振臂高呼，倡导新文化、新语体，上承旧白话文，吸收民间用语，再经欧化改造，一种新白话文就应运而生，并为社会所迅速接受。新白话文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伟大的，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非出大力、矫枉过正而不能成大事。这使得提倡新文化的主将们，在倡导新的语文体时，以激进的方式提倡，甚至走向极端，如要青年不看中国传统的书，多看外国的书，促成新白话文的急剧洋化、欧化。

　　新白话文语体，长句子多，句子成分复杂；缺少中国传统汉语言音律协和，抑扬顿挫之特征；割裂形意汉字特有的字词搭配变化产生的字义变异关系、语法关系、修辞关系、篇章结构关系；传统汉语言特有的字词文结合所传达之博大深意、所表现的文面美，也大为消减。

　　新白话文引入大量的欧化词语、日化词语，引进欧式和日式的语法修辞形式，尤其是大量使用助词，破坏了汉语言本有的外在节奏与内在节奏，既学不来字母文字的音节起伏流转、协调变化，又失传统汉语的音律美，一种本来文面优美琅琅上口之语体变得佶屈聱牙。

　　新白话文的这种语体之变，违背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更与中国传统语言合一的诗性、具像表达、形象思维绝缘。只经新白话文训练的人，不经过传统语文体之浸润，难有文采出色之作。随着受中国旧学扎实训练又通白话文的老作家渐去，现代文学作品少见语言水平出类拔萃之作。

　　新白话文的成就与失落，大概是新白话文催生于数千年未遇之激变时代必然之果。九十年来，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承惠于新白话文的雨露恩泽，亦受困其局限。时至今日，是否到了重新探视新白话文得失之时？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陈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