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 中新社发 张量 摄
中新网6月9日电 在信息技术分秒刷新的今天,“星光中国芯工程”至为关键地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占领了核心技术的高地。作为该工程的总指挥和首席专家,年仅四十一岁的邓中翰被誉为“中国芯之父”。在他身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香港《镜报》月刊6月号刊文对其作了报道,摘录如下:
靠自主创新立业的邓中翰认为,国家建立技术创新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对企业未来参与并赢得激烈的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对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将具有深远意义。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契机。
十年时间,他主持研发的“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实现了八大核心技术突破,截至2008年底,共申请了1500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实现了研发成果的产品化和产业化,销售覆盖中、欧、美、日、韩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销售突破一亿枚。
2005年,中星微电子成为中国第一家靠核心技术而不是“中国概念”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其中每一个传奇纪录都指向“中国创造”这个核心词语。无疑,邓中翰已成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飞跃过程中的领跑人物。
中国“三好生”写下传奇人生
与“星光中国芯工程”的耀眼成绩相较,邓中翰的个人经历同样极具传奇色彩。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从事科研,并发表出重量级科研论文,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留学伯克莱五年拿下三个学科的学位,成为该校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横跨理工商三科的第一人,其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回国创业以来,邓中翰接连荣获国家科技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五一劳模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奖章”等奖项及荣誉称号。在京举行的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大会上,邓中翰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尽管是被如此多光环笼罩的传奇人物,但对自己成才之路的概括,邓中翰却说“一直都是三好生”如此而已。从小到大,邓都是老师家长眼中最听话、勤奋的好孩子,大队长、升旗手,所有的奖状、奖章没落过,是中国教育理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成果”。
邓中翰的独特潜质,很小就显露出来。他比同龄人更早地对科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太空,年少的邓中翰充满了无数的好奇和遐想,做一个飞行员是他的梦想。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科大的录取分数是全国最高的,汇聚了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之类的学生。
大二时,邓中翰对教科书上的一个原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用五种推导的方法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为此他还给当时的系主任胡友秋教授写了一封八页纸的信。后来胡教授把他请到家里作进一步的交流,并且鼓励他这种主动挑战的精神。
大学三年级,邓中翰找到曾对北京人头盖骨做出了国际公认明确断代的黄培华教授,提出自己要作科研,黄教授将一迭厚厚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上。在放弃春节回家的机会、苦苦研究了八个月后,邓中翰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让邓中翰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竟然被该领域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通报》采用了。
1992年,邓中翰以优异成绩顺利进入加州伯克莱大学著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莱实验室,作基础粒子物理研究。在从墙上画像到身边擦肩而过的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氛围里,邓中翰接触了很多杰出的校友,特别是那些来自硅谷的创业成功人士,他强烈地感到硅谷的创新总是在挑战人类知识的最前沿。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同时攻读伯克莱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然而,即将获得电子学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邓中翰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决定,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邓中翰对此解释说:“过去,我的经历都是在科学的摇篮中,那次和我的导师到日本出差作报告,因为回美国签证的缘故,在日本滞留了几天。当时我像突然从校园中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感受到日本林林总总的商业形式,给我当时很大的影响,我突然对整个社会怎么运作,经济怎么运行有了兴趣。我突然感觉,好像此前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隧道中,前面有一道光,一直在往前走,痴迷于探索一些奥秘,但是你所探索的一切与周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距离现实社会很远,而社会就在身边,你看见它却不懂它,于是我萌生了攻读经济管理学的念头。”
1997年,一个集伯克莱物理硕士、电子学博士、经济管理硕士于一身的优材毕业生邓中翰,先后在SUN和IBM担任高级研究员,其间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但心怀创业壮志的他终于走向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层空间探测等高尖端应用。凭借超前高端的技术创新,以及勤奋地工作,邓中翰的公司业绩蒸蒸日上。
最大海归团队埋头十年创业
1999年前后,中国芯片产业正处在一个亟待取得突破的历史阶段,国家正在酝酿相关计划推动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邓中翰博士的导师,著名爱国华人、伯克莱分校田长霖校长(已故)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随后,周老把邓博士介绍给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一席长谈,令他下定决心回国创业。
十年后的今天,在回忆起当时做出回国决定时,邓中翰非常感慨地说:“如果我没有回国,那么我做出的每一枚芯片都将打上美国的印记,就不会有今天印中国制造的芯片销往全世界。”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之际,邓中翰应邀回国并观看国庆大典。站在观礼台上,他在异常激动的同时也感到了心中的责任。当天下午,邓中翰邀集自己带来的美国同学和友人杨晓东、金兆玮等人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在中华腾飞的象征之地,立誓要把中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回国之后,邓中翰带回来当时最大的一个海归团队,十几个人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开始了研发和创业历程,创办起中星微电子。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研发了第一款芯片“星光一号”。
然而,创业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当邓中翰带队第一次向日本索尼公司推销芯片的时候,公司一名主管轻蔑地说,“我们公司是这项技术的鼻祖,你们想学的话,可以看看展览”。本来约好一小时的见面洽谈,五分钟就结束了。出门的时候,邓中翰对同事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卧薪尝胆几年之后,“星光中国芯工程”不仅打破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更占领了世界市场的近80%的份额,从星光一号到五号,再从星光移动一号到移动五号,不断技术创新突破自我,站在世界同领域的前沿。去年12月,国家专门为表彰“星光中国芯工程”十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当今时代,科技进步的速度要用分秒来衡量。在现代科技领域,没有守成一说,惟有不断创新。”邓中翰深有感触地说:“几年来,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国家非常希望和大力支持青年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我想,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团队的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打造一流企业,进而带动一个产业链的腾飞,提高国家科技的综合实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参与制度建设助创新型国家
以自主创新立业的邓中翰有强烈的使命感,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奉献更多。他不仅带来了技术创新,而且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的管理机制和规范。中星微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创业之初婉拒了国家的拨款支持,开创了以知识产权入股、政府风险投资、全球融资的市场导向模式。率先在国内走出了一条投入少、带动强、见效快、符合信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路子,并为政府创投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创业同时,善于思考的邓中翰不断思索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宏观问题。他曾借温家宝总理“车马炮”精神阐发了创新型国家的新论。2005年6月温总理视察中关村。“在听取完‘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汇报后,温总理勉励我们说:象棋中的‘车’是勇往直前的, ‘马’是与日俱进的,‘炮’是跨越式跳动的,在科学研究上应该有这种勇气。”邓中翰说,“温总理所说的车马炮正是中国象棋中博大精深的哲学。如果我们把政府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一盘棋,那么如何用好车马炮布局就成为了至为关键的建设策略。”
他解释自己的新论说:“‘车’是勇往直前的,企业就是创新的战车;‘马’是日新月异的‘千里马’,即人才,也就是战车的活力所在;‘炮’是跳跃式前进的,目标远,借力发力,功效卓著,国家中长期规划里的重大专项就是这样的‘炮’。与此相对,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也应有车马炮的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企业创新为主体,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使用创新型人才,包括海外人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更多由企业来承担,抓住机遇争取跨越式发展。”
如今已是全国人大代表的邓中翰,每年都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的提案是建议国家尽快制定技术创新法。邓中翰认为,如果国家可以建立技术创新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对企业未来参与并赢得激烈的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同时,对于实现国家长久快速发展,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将具有深远意义。
当前,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日趋放大,加之正逢行业周期性低谷,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在此次危机当中深受冲击。邓中翰认为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契机。
“我们不知道金融危机到底甚么时候见底,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每一场金融危机都酝酿一场新的技术革命。”邓中翰说,“政府投资和政策不应单纯地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藉此机会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把握和解决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相信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践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赢得国际竞争。”(张远心)

Copyright ©1999-2026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