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香港《明报》14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季羡林为什么说他“不是大师”？别人用加法来介入社会，老去的季羡林用的却是减法，要把强压在头上的浮夸荒诞摘走，与其说是争取个人心灵自由，不如说是欲对社会有所启蒙。这才是季羡林的真精神、大精神。欲纪念季羡林，理当表扬和发扬其自重和进取精神于治学、做人、接物，皆如此，才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正途与大道。

　　文章摘录如下：

　　季羡林先生病逝，香港传媒予以广泛报道，可见其分量之重。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味香港传媒相对于内地同业有什么特殊分量，而刚相反，正因香港传媒平素比较不重视学者和作家的生死大事，一旦大报特报，新闻里的主角便必是具有显着社会地位或文化意义之“重要人士”。

　　香港传媒这回是大报特报了，方向正确，但遗憾的是，从电子传媒到平面媒体几乎毫无例外地摆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乌龙，其“小”者在于，该乌龙彻底违反了季羡林先生的病榻心愿，死者泉下有知，恐怕犹有不安；其“大”者则是，该乌龙或许阴错阳差地“羞辱”了季先生，恭维变成嘲讽，对死者构成了不敬。

　　什么乌龙？

　　那就是，从电子传媒到平面媒体几乎毫无例外地用了“国学大师”4个字来形容、描述、总结季羡林先生的文化地位，而这个头衔明明是季先生于2002年所郑重推辞的，当时已是内地学界的大新闻大话题，香港传媒昧而不察并沿用至今，未免稍稍落后于时势。

　　立志“三辞”

　　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术泰斗、三辞国宝

　　话说2002年10月，季羡林先生已经住院接受治疗，病榻中，依然笔耕不断，写了一篇连一篇的长短文章，其中一篇《在病中》，被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书内，季先生透过铿锵有力的文字向世人清楚声明，他立志“三辞”，一辞“国学大师”的大桂冠，二辞“学术泰斗”的大头衔，三辞“国宝”的大封号。

　　对于大桂冠，季先生是这样说的﹕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季羡林先生当然不是自谦，反而，他是自重，因为“国学”是一门独有所指的研究领域，季先生学问成家数，但其家数，另有怀抱，绝非在“国学”门墙之内，如其所述﹕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它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基于相同的自重心情，季羡林先生拒不接受“泰斗”和“国宝”的两顶帽子，对于自己的立身处世，他有一套自我评定的标准和结论﹕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形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它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剎车。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上面抄了一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用意当然不是在于填塞字数或调侃香港传媒。我想强调的是，季先生在垂老之年即使躺在医院病床之上，仍对官场和社会的浮夸荒诞有所不满、有所不爽、有所不屑，因此不惜透过“三辞”以示抗议。

　　自重和进取

　　永垂青史

　　这篇“三辞”文章，有人说是显示了季羡林先生的“虚怀若谷”，这真矮化了季先生。季先生之虚怀若谷，主要显现于其治学态度之上，跟该文无关；该文所真正显现的其实是季羡林的“积极进取”甚至“批判反击”，他老了，无力再站出来以行动推动这个推动那个了，但是他仍然能够经由拒绝这个拒绝那个以求精进；别人用加法来介入社会，老去的季先生用的却是减法，他要求把强压在头上的浮夸荒诞摘走踢走，在此行动背后的微言大义和心理动机，与其说是争取个人的心灵自由，不如说是欲对社会有所启蒙。而这，才是季先生的真精神、大精神。

　　当下中国，“大师”横行，“泰斗”满天，“国宝”遍地，再对季羡林先生冠以诸种名号，极容易沦为羞辱而非敬仰。欲纪念季先生，理当表扬和鼓吹其自重和进取精神，于治学、于做人、于接物，皆如此，这始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正途与大道。(马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