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8日电 香港《大公报》8日刊出社评《中国宜多参与制定金融新规》说，中国应密切注意在未来金融游戏规则制订中争取更多话语权。20国集团会议承诺增加中印等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但仍不会改变该组织受西方尤其美国控制的事实，其运作仍多按西方模式及思维而行，故中印等必须通过更多的其它渠道，来为新兴经济争取应有权益。

　　文章摘录如下：

　　日前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讨论了一系列的稳定全球经济及改革金融体系议题，好为稍后在美国举行的G20峰会做准备。一如过往，会议在争议及分歧中仍能就一些重大议题取得原则性协议，使国际为抗衡危机的财经合作取得了新进展，应是值得称许者。

　　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后，似有趋稳迹象，然而除中国外不确定因素尚多，触底尚待确认，有否复苏就更难说，故各国仍强调要继续刺激经济，直至复苏有了保证才可转变。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担心退出刺激的安排，建议及早予以讨论，使能协调有关的行动。事实上退出要面对的困难很大，主要有：(一)退出决策难定。选择退出时机是个很大的技术难题，作退出决定则是更大的政治难题。

　　(二)泡沫困扰。刺激方案对推动实体经济的效率，似低于催生资产泡沫的，故很易做成“滞泡”现象：即经济仍处呆滞状态时泡沫已胀大，令调控政策进退两难，且退出亦更难操作：这会戳破泡沫而做成冲击。

　　(三)国际协调难度高。各国情况不同，复苏步伐及走势不一，令退出策略亦难于统一。早复苏早退出的国家，还可能妨碍其它国家的复苏。如中国先站起来，固可通过入口回暖拉动一些国家(尤其自然资源出口地区)的增长，但也可能引发商品价格以至利息回升，不利于全球复苏。

　　G20会议还讨论了多项强化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的措施，虽然具体细节尚待确定，但就一些大方向已取得协议，包括：(一)加强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并提高资本金与资产比例以降低杠杆率，从而增大银行的对抗风险能力。有不少银行(尤其欧洲的)通过发放次级及混合证券来充当资本，这些做法或将受到限制。此外，通过账外项目放贷形成的“影子银行”，是引致杠杆率过高及触发今次危机的元凶之一，故也将受到限制。(二)提高金融机构所须承受风险的程度。机构要为本身的倒闭做好安排，即拟定所谓“生前遗嘱”的相关计划，从而减少金融体系及政府要承受的风险。同时，银行须保留部分重新包装出售的证券化产品。此乃针对因过度证券化而引发今次危机所做出的监控措施，银行既要承担更多风险，在创制有关产品时自会较前审慎。

　　(三)对银行家薪酬及花红设立严格监管机制，并要求回报机制更合理更透明。欧洲对此事尤为积极，认为薪酬体制不当是引发危机的因素之一，故坚持要加以改革，但在英美反对下未能为薪酬等订出上限。

　　以上各项的相关细节，仍待研究及协商确定，但总体来说已针对主要的危机诱因，做出了合适的强化监管措施，从长远看对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有所帮助。对这些发展，中国内地及香港应密切注视，并检讨本身体系以备做出调整，和在协商中提出意见，使能在未来的金融游戏规则制订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G20会议还承诺增加中印等新兴国家在IMF的投票权。表面上这是个进步，但其实是鸡肋：中印等稍增代表权，仍不会改变IMF受西方尤其美国控制的事实，其运作仍多按西方模式及思维而行，故中印等必须通过更多的其它渠道，来为新兴经济争取应有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