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都有些失望。我是指去年和前年，克莱齐奥和莱辛。我失望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文学与我的生活处境关联很少。人对文学的感受，很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两年，我对媒体发表了一些对诺奖的不恭之辞。我认为，诺奖已遗忘了在另一种处境下生存的人群，它的世界性当然值得怀疑。

　　今年颁奖前，有媒体让我预测，我说获奖者我们肯定不认识，无人能预测。我甚至不想关心它究竟颁给了谁。然而信息太发达，这种重要消息你是躲不过的。果然，第一时间“推特”微博上就跳出一个陌生的名字：赫塔•米勒，一个从罗马尼亚流亡的德国作家。她的作品曾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她逃到了西德。

　　米勒离开时，罗马尼亚还是齐奥塞斯库时代，所以她脑子里，仍然充满了秘密警察监控所带来的恐惧。齐奥塞斯库在两年后被处死，但并没有处死米勒心中的恐惧。她时间的钟摆停在了那个时代，她的内心和笔下的文字也一直在清算那个时代。她获奖后对媒体说：“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她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她的经历打动了我。网上很快出现对颁奖辞的一个关键词该如何翻译的争议。这个词是“dispossessed”，牵涉到米勒作品所刻画的人群，各大媒体翻译不同，有译成“失业人群”的，也有译成“一无所有者”或“被放逐者”。我的英文不好，但查了词典，感觉如果要译成一个词的话，“被剥夺者”更合适。这里的被剥夺者，被剥夺的不仅是财产，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我只从网上读到她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黑色的大轴》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但让我对她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人们多用“诗性”来解释她的语言风格，我看是远远不够的。她的语言更像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被逼迫出的一种语言策略。所以在文字中她有大量的留白、隐喻或暗示，只有遭受过同样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些陌生化表达中的深意。它是恐惧的诗性，也是阴郁的哲学，它只可能诞生在那些被极权深深伤害过的人群中，也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鸣。只有被强制者扭曲的思考，才能造就这样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是审查制度造就了这宏大而另类的诗性，这绝望而沉重的哲学。米勒是值得我景仰和信赖的作家。

　　我突然明白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用意，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致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作家致敬。我想起了这个世纪最让我喜爱的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他是2002年诺奖获得者，匈牙利人。他的书常常放在我的案头，但我很少听到中国作家说起他。在凯尔泰斯生活的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让他吃惊的是，后来连谎言也变得不再真实了。他就像一个特殊时代孤独的证人。他为大屠杀作证，他为强权对人的剥夺作证。在他的国度，只有奴隶才能感受到自由。凯尔泰斯一直把奥斯维辛看作是人类的财富，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清算与思考，人类才可能重生、才能认知良知和正义的力量，才能实现与历史的真正和解。他用母语写作，他通过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让人们辨认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凶手。

　　因为找不到米勒的作品，这几天我又重读了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和《船夫日记》。我想说，凯尔泰斯就像是米勒的哥哥，而米勒是凯尔泰斯亲密的妹妹。实际上，他们更是我们亲密的兄妹。中国作家或许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写作的力量。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它重新唤起了我对文学的爱和敬意。(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