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6日电 《澳门日报》16日刊出社论说，在媒体仍处弱势监督之下，强调对媒体的监督，势必妨碍舆论监督。通过法律制度保护舆论监督，比监督媒体更重要。在网络监督无处不在的时代，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等都逃不过网民的监督。而通过网络披露的信息还可与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相互印证和检验，让公众获知事情真相。如此监督比“媒体监督员”更有效。

　　文章摘编如下：

　　云南省委宣传部上月底通过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云南网等媒体刊发公告，面向社会征集一百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尽管公告称此举目的是“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打造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着力提高云南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但引起网民的质疑，并担心这一新措施是“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四大恶疾”确实存在于内地的媒体行业中，也造成极坏影响。然而，此类媒体只是少数，大多数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员都能坚守职业道德，坚守良心，遵纪守法。

　　在内地，现实环境是，首先，媒体监督与被监督力量时常出现严重失衡，因此民众的诉求是“解放”而非“监督”媒体。其次，由于一些媒体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在面对当地负面新闻时往往只能选择“沉默”，因此，媒体真正需要监督的不是个别的报道失实，而是舆论监督中的“失职”。此外，即使是媒体监督权力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是舆论监督权过于行政化，一些媒体在得到“尚方宝剑”后，才能发挥手中的监督权。而现代社会合理的逻辑应是：媒体监督权力，法律监督媒体。这才是防范媒体滥用话语权的正常途径。

　　其实，媒体从来就不缺乏被监督，它一直生存在公众的阳光之下，好报道、好记者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认同，而侵权的稿件、受贿的记者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完全由公众与市场来评判，而“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则由相关法律与法规来制裁。媒体堪称公开透明度最高的行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媒体，因此，媒体基本不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新闻媒体是代表公众来监督公权力，如今设立的媒体监督员，则是让公众监督媒体，那么究竟谁真正代表公众。

　　事实上，只有垄断的绝对权力，才有滥用的可能，才是最大的腐败滋生地。也只有公权力，才最需要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如何监督那些拥有专断权、垄断权、操纵权的公权力，才是政府最该操心的。而媒体则恰是监督这些权力必须的力量，而非被监督者。

　　在媒体仍处弱势监督之下，强调对媒体的监督，势必妨碍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换言之，通过法律制度保护和保障舆论监督，比监督媒体更为重要。

　　对媒体而言，约束无非是自律和他律。试图以他律的方式监督，不如更多地发挥自律作用。如国际上通行的媒体监督办法就包括建立同行评议、同业评价制度。由具良好声誉、较强公信力的媒体和业内具影响力的资深记者，以专业的眼光和水平定期梳理、评点媒体自身的问题，比号召社会各界监督和政府伸出监管之手要有力得多。

　　在网络监督无处不在的时代，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等都逃不过网民的监督。而通过网络披露的信息还可与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相互印证和检验，让公众获知事情真相。如此的监督比“媒体监督员”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