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日刊文说，怎样才可以化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矛盾？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求西方对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可以适应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迅猛调整。

　　文章摘编如下：

　　西方一些国家近些年来不断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给西方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此不断向中国提出各种经济要求。例如要求人民币迅速地大幅度升值、指责中国抢走了西方人的就业机会、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减低出口、要求中国降低储蓄等，最近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域的政治家更为此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世界经济失衡”论。在这一基础上，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要求更为具有合理性。

　　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要求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化地从过去的经验和民族主义激情出发，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围堵中国。从政治力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从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的求和态度上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更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使西方各国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不过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冲击。这里以贸易保护为例，从理论上来看，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西方，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许多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也为西方社会的产业升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受益者。就这种意义而言，西方再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是荒唐的。可是也不能不承认，在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必定会发生调整，一些工厂企业不可避免地萎缩甚至于倒闭，而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对于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并没有适当的应对之策。

　　在现有的西方社会保障体系下，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可是其金额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如果有房屋贷款，失业更可能会引起灾难性后果。因此西方有些民众很难接受这种产业结构的迅猛调整。

　　怎样才可以化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矛盾？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求西方对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可以适应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迅猛调整。

　　如前所述，西方社会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世界原有经济格局的冲击，不能接受这种冲击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迅猛调整，关键在于其社会保障模式的落后。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在一定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举例而言，如果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这两次大战都不一定会发生。西方国家实际上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二次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英两国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就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原因。

　　应该承认，二次大战之后，西方社会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对于西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可是在模式上，西方社会保障具有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性(这些年来，西方各国非常努力地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原因就在于此)。

　　以失业保障为例，在西方各国对于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救济性有限保障。这种有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放有限的失业救济金，这种有限的失业救济金根本不足以维持失业者的正常生活需要(如果失业者有房屋贷款，失业就很可能是一种灾难)；二是仅仅为失业者提供有限的重新就业服务，这种有限的服务并不能帮助失业者及时就业和渡过难关。只要这一模式可以改进，那么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带来的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西方可以采用新的社会失业援助保障，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给西方带来的经济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化解，因此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态度、对待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观点，对于产业结构的更新、乃至于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无需赘述的。

　　由此可见，要求西方对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实施改革，是完全符合西方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一定会得到西方民众和西方政府的认可的。所以，它是一种可以实现中国和西方双赢的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中国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西方提出这种合理的要求。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有新思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突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樊篱与窠臼，对当今世界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必须对西方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对西方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自己的高水平的西方经济学，从而开辟出使中国和西方双赢的道路。惟有如此，才可以维护13亿人的合理的和根本的经济利益。(孔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