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美国政府、民众的外交政策取向有显著差异。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主导，民众偏好价值优先，喜欢意气用事。美政府好比舵手，民众好比大船。美国情在于，很多“舵手”引领不了“大船”，而“大船”却能决定“舵手”。奥巴马资历较浅，属弱势总统之列，这种情况体现得更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改善的最大动力在民间。

　　文章摘编如下：

　　正如舆论注意到的，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走势图，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高开低走”。这与其前任正好相反。如何理解这种冷热顺序上的颠倒？它的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决定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既有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现状，也有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

　　利益与价值：美外交两大主导因素

　　从宏观上说，美国的外交决策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利益，这是决定性因素，与世界各国都一样；二是价值关怀，这就体现出美国的特色了，虽然它没有国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视。

　　不同的部门和力量，对这两点的强调有所不同。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行政当局侧重于国家利益；而公众及代表公众的国会，相较而言更多地体现价值关怀。

　　另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平衡点选择，还与形势与时机有关。一般而言，在美国安全或经济问题较为突出时，利益追求会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国力昌盛、安全或经济问题并不突出时，价值关怀则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期间，美国自身的安全感都不足，就很少打价值外交这张牌；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繁荣，军事超强，政府价值推广的意愿就明显增强。

　　势异时移：奥巴马时代今非昔比

　　了解了上述决策机制，就不难理解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冷暖顺序的不同。克、布二人上任时，正值美国国势昌盛甚至鼎盛期：克氏坐享苏联解体的冷战红利，当时美国综合实力傲睨全球，而克林顿亦治国有方，至交棒给布什时，美国财政已由过去的巨额赤字，变为拥有一千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时的美国，内无经济之虞，外无安全之忧，正处于典型的巅峰时期。这使克、布二人制定外交政策时，有较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个人理念因之扮演了重要角色，加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心”，二人上任后都执行了一条遏制中国的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个人理念的双重结合。

　　不过，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克、布二人都认识到，执行这样的政策代价太大。特别是布什上任后遇上了“9•11”事件，安全再次成为美国的最紧迫问题，美国急需中国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所以克、布二人后来都调整了对华政策，理念色彩消褪，国家利益重回全面主导的地位，中美关系由是大幅改善。

　　奥巴马上任后的情况，正好与前任相反。奥氏上台时，美国除了饱受两场战争的折磨外，又遇上了几十年未有的金融危机。国家元气大伤，实力大衰。经济复苏成为奥政府最紧迫的议题。在此情况下，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显然应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其它因素均应置后。

　　对华政策：民意是决定因素

　　不过，对华战略需求并不能消除两国既有的政治分歧，而只能延迟它发作的时间。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探底回升态势，美国社会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

　　公众对奥巴马所谓“软弱”的中国政策越来越不满。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民粹主义的路线：既不能引导民意，就只有被民意牵着鼻子走。

　　而如上所说，民意在影响外交政策时，考虑较多的通常是理念因素。于是，奥政府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问题上，开始发难，以纾解民意的不满。上述问题中都体现着浓厚的价值色彩。

　　由上可知，美国政府、民众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有显著差异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主导，民众偏好于价值优先，喜欢意气用事。

　　从历史上看，只要是行政当局主导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即便出现曲折，最终也会纳入正轨，这在克林顿、小布什任上都有明显的体现；相反，如果是弱势政府，对华政策完全随着民意转，两国关系就会后退。

　　目前的状况是，美国政府好比舵手，民众好比大船，舵手早已认识到势异时移，为国家利益计有意调整过去的航向，但大船转弯的速度却要慢上几拍。这其中，既与精英与大众认识水平的差异有关，也与民众不当家不知当家难，坚持理念优先，意气用事有关。

　　而美国的国情在于，很多“舵手”都引领不了“大船”，而“大船”却能够决定“舵手”。奥巴马资历较浅，属于弱势总统之列，这种情况体现得更为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改善的最大动力与阻力都在民间。(余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