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在韩国播映，引起轰动效应。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我看后倒觉得并不奇怪。韩国是一个尊崇孔子的国家，每年春季都要举行祭孔活动，规模很大，程序和装束都很正式和完整。记得大约一九九五年，年近八旬的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懋女士访问韩国，专门参加韩国举行的祭孔典礼。我到酒店去看她，交谈中她谈到，由于“文革”的关系，我们已经失去祭典的程序和做法，现在只能来韩国看看、学学，实在令人汗颜。那之后，她还几次应邀去韩国，参加祭孔活动，受到韩方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

　　在我结识的韩国朋友中，有人出于对孔子的尊敬，长期致力于儒学研究，韩国前驻华大使黄秉泰就是其中一位。他早年曾留学美国伯克里大学政治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儒学与现代化》，用英文写就。一九九三年他出任驻华大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黄秉泰分析了韩国、中国、日本三个国家对儒学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儒学的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指出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成果都与儒教和儒学的传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进行了演讲，他的观点受到与会者的赞同。

　　我还有一位不能忘记的朋友，他就是韩国前外长孔鲁明。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是孔子七十二代孙，并以此为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任韩国外务部次官补(相当于部长助理)时，作为韩国代表，曾与中国代表就突发的劫机事件问题进行谈判，虽然当时中韩还没有外交关系，但事情解决得比较顺利。一九九○年韩国与俄罗斯建交后，他作为首任大使出使莫斯科，后又出任韩国驻日本大使。我在韩国期间，他曾出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我们接触很多。他几次跟我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访问孔子家乡曲阜，但由于公务繁忙，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他卸任后曾来中国参加中韩论坛，那次恰巧我也参加，我们见面都很高兴，他特别告诉我，他一年前有时间，专程访问了曲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我还记得，早在一九九四年，中国《人民日报》和韩国《东亚日报》就曾联合举办《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中韩双方几十名学者参加，就儒教在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作用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进行了热烈讨论。事后韩方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当时的《东亚日报》社长金炳管写了题为《二十一世纪将是儒学时代》的序言，他认为，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膨胀和纠葛的历史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节制和和谐为主的和平的时代。”应该说，他的这个结论具有相当的预见性。

　　韩国文化历史悠久，特点突出，但也不能不承认，又与中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韩国，截至去年，已建立十六所孔子学院，孔子在韩国几乎家喻户晓，因此电影《孔子》在韩国热映，是很自然的事。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延静)